1978年3月，33歲的任正非作為解放軍科技人員的代表出席了全國科技大會。6000名與會者，像他這樣35歲以下的只有150多人。

年輕的任正非因何躋身國家級的科技大會？1977年10月14日出版的《文匯報》第四版上，有一則非常短的新聞《我國第一臺空氣壓力天平》——

“解放軍基建工程兵某部青年技術員任正非在儀表班戰(zhàn)士的配合下，研制成功我國第一臺高精度計量杯準儀器——空氣壓力天平，為我國儀表工業(yè)填補了一項空白?！@種儀表是最近幾年剛出現的，目前世界上只有幾個工業(yè)發(fā)達的國家能制造?！?/p>

任正非酷愛學習。他父親是中學校長，母親是中學老師。兄妹七人，他是老大。青少年時代，家里非常拮據，月底母親經常向人借三五塊錢度饑荒，而且走了幾家都未必借的到。直到高中畢業(yè)他沒有穿過襯衣，家里是兩三個人合用一條被蓋，被單下鋪的是稻草。1963年，19歲的任正非考上重慶建筑工程學院，父親任摩遜囑咐他：“記住，知識就是力量，別人不學，你要學，不要隨大流。”任正非苦修功課，自學了外語，計算機、數字技術、自動控制等都是在大學時入的門。

讀完5年大學，任正非入伍進入基建工程兵部隊，到1983年轉業(yè)，都在做電話通訊方面的研究與服務。他有多項技術發(fā)明創(chuàng)造，兩次填補了國家空白。

1978年的中國，重新開眼向世界，邁入一個學習的年代。當年13名副總理一級干部出訪約20次，共訪問了50個國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谷牧副總理率領的西歐五國考察團，一行30余人，從5月2日至6月6日，花了30余天，是中國第一次大規(guī)模地考察西方經濟。他們看到西歐的高速公路已經成網，瑞士的發(fā)電廠用計算機管理，巴黎的戴高樂機場用電子設備引導飛機起降，聯邦德國的不來梅港熱火朝天地吊運集裝箱。他們的結論是：中國需要專心學習科學技術。

1978年10月，鄧小平訪日，他在乘坐新干線列車時很感慨，“我就感覺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编囆∑秸f，要虛心學習，了解與學習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學習發(fā)達國家一切有用的東西。

這是1978年發(fā)生在中國的一些事。這一年，中國GDP總量相當于美國的9%，這還是在人民幣匯率被大為高估的情況之下（1美元兌1.6元人民幣左右）。但是，重視科技，對外學習，奮發(fā)追趕，這一切都在昭示一個不平凡的未來。

差不多十年之后。

1987年10月，在深圳灣畔一處雜草叢生、兩間簡易房里，43歲的任正非和幾個同伴用2萬多塊錢創(chuàng)辦了一間小公司，公司名字很大，叫“華為”。剛有些積蓄，任正非就決定將全部資金投入數字交換機的自行研發(fā)上，至1995年研發(fā)出第一臺程控交換機。任正非提出“做一個世界級的、領先的電信設備提供商”，這個想法在當時是如此不可思議，以至他被人稱“任瘋子”。

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十三大報告說，在初級階段，要把發(fā)展生產力作為全部工作的中心。必須堅持對外開放。當代國際經濟關系越來越密切，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在封閉狀態(tài)下求得發(fā)展。

當華為能夠生存下來，從1990年代后期開始，它開始強力推進和國際管理水平的接軌。在產品開發(fā)理念和流程上，與IBM合作，建立了集成產品開發(fā)流程（IPD）和集成供應鏈（ISC）；在生產和質量控制上，與德國國家技術應用研究院合作；在財務流程、制度、監(jiān)控、編碼“四統一”上，與畢馬威、普華永道合作；在職位評估、薪酬和員工素質模型上，與美國合益集團合作。這些合作提升了華為的規(guī)范化、流程化、標準化等專業(yè)能力，為走向世界奠定了管理基礎。

當時任正非說：“我們現在買一雙‘美國鞋’，中國人可能穿不進去，在管理改進和學習西方先進管理方面，我們的方針是‘削足適履’，對系統先僵化，后優(yōu)化，再固化。我們有很大的決心向西方學習?！覀冊谙蛭鞣綄W習過程中，要防止東方人好幻想的習慣，否則不可能真正學習到管理的真諦?！?/p>

過去幾十年，全球ICT產業(yè)（信息與通信）發(fā)生了巨大變化，華為在變化中抓住了發(fā)展機會。任正非說：“在新問題面前，小公司不明白，大公司也不明白，大家是平等的?！弊鳛樾鹿镜娜A為，背靠高增長的中國市場，以客戶為本，以奮斗者為本，在研發(fā)上高投入，堅定不移走國際化道路，最終成為ICT的全球引領者之一。

不少國家把信息和通信作為敏感產業(yè)。華為能服務全球超過1/3的人口，和堅持全球化合規(guī)運營分不開。合規(guī)運營的基石就是“恪守商業(yè)道德、遵守國際公約和各國相關法律法規(guī)”。2017年，華為持續(xù)優(yōu)化區(qū)域合規(guī)監(jiān)管體系，使海外各子公司在面對全球諸多復雜因素的情況下，順利達成合規(guī)管理目標；華為致力于貿易合規(guī)、網絡安全、數據與隱私保護、反商業(yè)賄賂、商業(yè)秘密保護等多方面的合規(guī)建設，順利通過了歐洲、日本等多個國家的政府審計。

全球各國的商業(yè)規(guī)則并不完全相同，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完美統一的標準。但假如不尊重、不遵守這些規(guī)則和標準，一個企業(yè)就只能收縮在本土市場上，永遠走不出去。

知識產權是企業(yè)的核心能力，也是爭議最多的領域。華為的做法是：第一，研發(fā)投入居世界前列，以保持參與競爭所必須的知識產權能力；第二，遵守和運用國際知識產權通行規(guī)則，通過交叉許可、商業(yè)合作等多種途徑解決知識產權問題；第三，對于長期達不成一致的知識產權爭議，遵循國際慣例通過法律程序予以解決。目前，華為是全球最大的專利持有企業(yè)之一。

上世紀80年代，中國還是全球經濟舞臺上的新手，很落后，很稚嫩，很努力。而日本經過“二戰(zhàn)”之后的幾十年奮斗，如日中天。

1982年6月23日，美國CNN播放了一段錄像，6名日本日立制作所和三菱電機的雇員，被FBI警員押解，雙手被銬在背后。美方還向另外12名日本雇員發(fā)出了逮捕令。美國當局說，這6人因“非法獲取IBM的基本軟件和硬件的最新技術情報，并偷運至美國境外”而被逮捕。這就是轟動一時的IBM間諜案。

這一案件的大背景是美國和日本的幾家大公司圍繞PC研發(fā)的激烈競爭，以及日本派人在美國千方百計獲取技術秘密。當IBM得知日本人的舉動后，將計就計，放長線釣大魚，設計了一個圈套，將為日本公司服務的中間人發(fā)展成“雙面間諜”，也為IBM服務。IBM在美國國內一直受困于“反壟斷法”的制約，但在日本公司對美國高科技產業(yè)造成壓力的背景下，里根政府決定對IBM等美國廠商實行“司法援助”。FBI在硅谷專門開設了一個為反間諜活動提供掩護的“格蘭馬爾咨詢公司”，用于調查電子產品的“灰市”。在IBM的協助下，FBI最后將“日本間諜”一網打盡。

這一“20世紀最大的商業(yè)間諜案”最后以庭外和解結束。1983年2月，日立總部和兩名當事雇員在承認有罪的前提下，與原告方達成和解；10月，三菱以公司總部無罪、兩名當事雇員有罪的條件取得和解。IBM的OS操作系統的著作權從此在主要工業(yè)國得到承認。日本公司與IBM簽署了技術使用費的支付合同，1983年日立向IBM支付了約100億日元，富士通支付了21億日元。

日本評論家在評述這一案件時說，如何對抗在半導體、計算機等電子產業(yè)已成為強大競爭對手的日本，是當時美國朝野上下的政策性課題?！笆录l(fā)生時，很多日本人的第一反應是‘軟件著作權是什么東西’？事實上，那時就世界范圍而言，有關計算機軟件的法律體系尚未確立。正是以此事件為契機，游戲規(guī)則得以確立，我們才從真正的意義上迎來了信息化社會；也正是在這個關于信息社會的游戲規(guī)則之上，日美的技術競爭直到現在還仍然持續(xù)著?！?/p>

美國一向強調三權分立，司法獨立。在內政方面，美國確實有相當強的權力制衡。但在外部事務中，三權之間往往存在協同關系。從日美貿易摩擦開始，總統作為行政體系代表，直接處理貿易問題，高度集權，效率很高。國會則先后推出1974年貿易法、1988年綜合貿易與競爭法，授予總統運用301調查、超級301調查等工具，有所作為。美國對日本的制約最后形成了一個完整體系，包括：關貿總協定框架下的反傾銷調查和單邊的301調查；要求日本接受自愿出口限制和到美國建廠；“反間諜”，確保美方的技術標準成為全球通用標準；要求日本降低關稅、擴大進口，開放電信、金融、建筑、商貿等領域的國內市場。

日美貿易摩擦曠日持久，70年代主要是美國企業(yè)發(fā)起訴訟，政府、司法部門作出單方面判例；80年代前半期，主要是政府間協調談判，美國常以“國內壓力大、總統選舉臨近”等理由對日施壓；80年代后半期到90年代，政府主動發(fā)起單方面制裁，尤其是利用301調查（1988年升級為“超級301”）進行主動打擊。在關系最緊張的時候，美國企業(yè)界甚至擔心“每個日本留學生都有間諜嫌疑”。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到，經濟之爭總會演變?yōu)橐?guī)則之爭，誰的實力更強，在規(guī)則戰(zhàn)方面就會具有主導性。客觀地說，美國推動建立的以知識產權保護為核心的新商業(yè)規(guī)則，推動了全球信息產業(yè)的研發(fā)投入，帶動了創(chuàng)新。而在這一規(guī)則的產生和運用過程中，則是行政、司法、企業(yè)、社會等方方面面協力筑起壁壘。規(guī)則是有效的，但規(guī)則的制定者并非天使。

美國一直習慣于做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并以強大的實力保證規(guī)則的通行。

以最近引起廣泛關注的美國對伊朗的制裁為例，在法律層面的制裁體系主要由《對伊朗制裁法案》、《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全面伊朗制裁、歸責和撤資法》等法律法規(guī)以及諸多行政令構成。根據制裁范圍，一級制裁主要適用于“美國人”（包括過境和簽證持有者，及根據美國法律成立的公司和其他實體），二級制裁針對非美國人的活動，即便這些活動與美國沒有任何聯系。

美國檢方依據國內法對外進行“長臂管轄”（Long arm jurisdiction），長期以來備受爭議，但迄今并未被打破。事實上，世界上有不少國家為自己的法院規(guī)定了程度不同的長臂管轄，只是美國的長臂最長。

2015年，美國環(huán)保組織舉報大眾柴油汽車的尾氣排放數據造假，是通過特殊軟件把排放指數壓低。大眾被美國法院判處近300億美元罰款（43億刑事及民事罰金，250億民事賠償），兩名直接責任人被分別判刑40個月和7年。連提前退休的大眾CEO，美國法院也起訴他知情不報，混淆事實。

當然，美國依據規(guī)則對自己企業(yè)的罰款也是毫不留情的。波音因違禁出口軍用級芯片和涉嫌賄賂在2006年被司法部罰款6億多美元，CFO入獄；輝瑞因違法銷售藥物在2009年被司法部罰款23億美元；強生在2013年因產品危害病人健康被FDA罰款40億美元。

面對擁有規(guī)則權的美國，上世紀日美貿易摩擦時，日本總體的態(tài)度是想辦法緩解。具體措施包括：主動自我限制（如彩電的出口限制），緩和氣氛（如不愿接受301調查，但接受個案商談），積極公關游說，找出合理理由拒絕，政府與企業(yè)合作繞開美方限制（如借助第三國通道，主動產業(yè)升級），到美國設廠，等等。

具有世界競爭力的華為至今沒有在美國市場占有一席之地。很顯然，美國對華為極為警惕。在可見的未來，這一局面不太會有什么改變。這既是由這一產業(yè)的敏感性決定的，更是由整個中美關系的變化所影響的。

從克林頓時期的“戰(zhàn)略合作伙伴”到小布什時期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到奧巴馬時期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伙伴關系”，再到特朗普簽署《美國國家安全戰(zhàn)略報告》中的“頭號競爭對手”，美國對中國的定位已經有了根本性的變化。美國和中國并未脫鉤，但從更多接觸轉向更多“規(guī)鎖”（confinement），包括以“對等貿易”的理由讓中國擴大進口，在技術上壓制和防范，重塑國際經濟制度以求約束中國。

在這樣的大氣候下，華為在全球市場上可能會遭遇更多的風雨交加。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薩克斯最近撰文指出，美國（對華為）發(fā)動這場經濟戰(zhàn)爭中的動機有部分是商業(yè)性的——為了保護和支持那些落后的美國企業(yè)——也有部分是地緣政治，這兩點顯然都與維護國際法治毫無關系。美國專門針對華為主要是因為該公司在全球推廣尖端5G通訊技術方面成績斐然。美國聲稱該公司通過其硬件和軟件中隱藏的監(jiān)控功能構成了特定的安全風險，但卻未能提供支持這一說法的證據。

和日美貿易摩擦時美國FBI對日本公司一抓一個準所不同，美國至今并沒有拿出真正強有力的能置華為于不義的證據。這至少說明，即使按照美國規(guī)則，華為在合規(guī)方面做的也很不錯。

當年美國遏制日本的一些做法，的確幫到了美國。比如在1987年迫使日本半導體企業(yè)與美國合作，在記憶芯片等日本占優(yōu)的領域與美國公司聯合研究，90年代美國重回半導體領域的主導地位。但今天美國將華為關之門外還要遏制打壓的做法，對美國自身發(fā)展真的有好處嗎？又真能遏制住華為的發(fā)展嗎？答案不言自明。

中國的經濟體系的確存在不少問題，政府干預也是弊端多多。但回顧中國“入世”后的歷程，中國建立了一種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同時不失自主性。現在看，這條路對于提升中國的能力，善莫大焉。

過去17年，出口型的中國制造促進了完善的配套體系的形成；2004年的《中長期鐵路網規(guī)劃》確定了高速鐵路發(fā)展規(guī)劃，從2008年的“四縱四橫”到2016年的“八縱八橫”，加上電信和公路、航運的大發(fā)展，構建了先進的基礎設施；2006年《關于實施科技規(guī)劃綱要增強自主創(chuàng)新能力的決定》拉開了建設創(chuàng)新型國家的序幕；2007年6月首支人民幣債券登陸香港，標志著人民幣國際化的啟動?；ヂ摼W社會和消費社會的興起，更是人們每一天的真實體驗。

不知不覺中，沿著開放之路，中國內生的經濟力量已經有了巨大飛躍。華為就是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經濟中的杰出代表。都是努力干出來的。

而反觀美國這17年，發(fā)生了9.11事件，之后打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兩場戰(zhàn)爭，2008年爆發(fā)了一次次貸危機。沒有聚精會神謀發(fā)展。規(guī)則優(yōu)勢的效應也是遞減的。等到特朗普要讓美國優(yōu)先時，才發(fā)現，很多早該做的事都沒做。這時找替罪羊容易，解決自身的結構性問題更難。

這當然不是說中國自身的問題就少到哪里去。2018年，在新的國際國內形勢下，中國經濟的諸多體制性、結構性、周期性、素質性、心理性問題頻頻爆發(fā)，并交織起來，錯綜復雜，很不容易解決。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只要堅持開放的競爭性市場經濟體制，更加徹底地推進市場化和法治化；只要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的問題和不足，這些問題就會有解決的希望。簡單來說，企業(yè)要做好企業(yè)的事情，政府要做好政府的事情，社會要做好社會的事情，個人要做好個人的事情。最怕本位的事情做不好，缺位，越位，亂占位。

華為一直強調，華為遵守業(yè)務所在國的所有適用法律法規(guī)，包括聯合國、美國和歐盟適用的出口管制和制裁法律法規(guī)。這句話的背后是對自己的信心，只要規(guī)則是透明和明確的，中國企業(yè)就能在規(guī)則基礎上，在全球開展商業(yè)活動，不懼任何競爭。

華為讓我們看到了中國公司參與全球競爭的希望。但我們也要做好準備，在未來一段時間里，全球價值鏈可能會出現一種修正——由于國家干預，美國在其所敏感的若干產業(yè)領域中，有機會更好地延續(xù)和固化其優(yōu)勢，如同美日貿易摩擦時所發(fā)生的那樣。中國更為明智的選擇是，繼續(xù)蓄勢，不走捷徑，拒絕機會主義，踏踏實實提升自己的核心能力，待時而行。要堅信天助自助者，時間在我們一邊。

以開放的眼光看世界，世界依舊很大；以批評和反省的眼光看自己，改革潛力依舊很大。開放與改革，過去是，今天是，未來仍然是中國進步之根本動力。

(本文作者介紹：商業(yè)文明聯盟創(chuàng)始人、秦朔朋友圈發(fā)起人、原《第一財經日報》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