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賣方分析師，譽之者贊之為“金手指”，毀之者斥之為“算命先生”，評價殊途，勢如冰炭不能同爐，這大約都反映了觀察者的感受，其依據(jù)又多是股價的短期漲跌，這無疑是樸素和有道理的想法，但可能很片面。

其實分析師職業(yè)在中國古已有之，在民間最負盛名的非諸葛亮莫屬，只是當時人們以“謀士”、“軍師”等稱號以冠之。

諸葛亮以而立之年，在野之身，即料定未來天下三分的大勢，為蜀漢政權的建立確定了發(fā)展戰(zhàn)略的思想基礎，其卓越的洞察力令人嘆服。民間推崇諸葛亮，主要是因為其料事如神，這當然與演義小說的夸張渲染很有關系。

然而，以今天的眼光來看，諸葛亮如此睿智，為何不在青年時期自立山頭，割地稱雄，而要抱膝吟嘯、待價而沽？又為何在劉備死后困守西南，勉力維持，而不能師出祁山，收復舊都？

個人以為，在劉備與諸葛亮的關系上，諸葛亮是賣方分析師，劉備是買方投資者，買賣雙方的角色對人的性格和才能的要求完全不同。

成功的買方至少需要三個條件：一是準確地識別和判斷、并快速采取行動的能力，二是網(wǎng)絡和聚攏人才的能力，三是敢于接受巨大風險的心理承受能力。

劉備長坂坡上摔阿斗，對于收攏趙云的人心肯定有作用。但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其表演能力(假摔而不是真摔)、快速的行動能力(說摔就摔)、巨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萬一摔死了怎么辦)都不是一般人能夠做到的，至少諸葛亮未必能夠。

有朋友曾經(jīng)開玩笑說，阿斗后來智力殘缺，就和劉備在長坂坡上用力過猛是有關系的。

成功的賣方分析師也需要三個方面的能力：一是善言雄辯的表達能力，二是全面客觀的觀察能力，三是縝密細致的推斷能力。

諸葛亮出使東吳，舌戰(zhàn)群儒，證明了其雄辯的口才；判斷孫權可聯(lián)，劉璋可代，證明了其客觀的觀察能力；料定天下三分，而不是群雄并列，證明了其縝密的推斷能力。

但是如果劉備諸葛亮易地而處，扮演對方的角色，恐怕都會很失??；至少諸葛亮會很受挫。

首先，諸葛亮缺乏冒險精神，注定獨擋一面時難成大事，比如其六出祁山，勞民傷財、均無功而返，毛主席也評價“諸葛一生唯謹慎”。

其次，諸葛亮籠絡人才的能力似乎不突出，晚年所用都是劉備舊部，這些人“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與陛下”。北伐時“蜀中無大將，廖化為先鋒”，證明其識別和提拔人才方面欠賬很多；

再次，諸葛亮快速采取行動的能力可能也是存在疑問的。

數(shù)年以來，一直有人好奇我為何不“私奔”募資，轉(zhuǎn)戰(zhàn)市場，而要寄身券商，碼字謀生？以年近不惑的我來看，主要是認為自己性格“好疑而寡斷”，不適合買方角色。好疑者，凡事不輕信，偶可見人所未見；寡斷者，臨機不決，瞻前顧后，難任方面。

所以，賣方分析師和買方投資者是兩群非常不同的人，賣方分析師的角色是“分析局面、判斷趨勢、為人設謀”；買方投資者的角色是“察言納諫、采取行動、面對結果”。

從買方的角度看，高水平的分析師當然是能夠正確預言趨勢的人。然而以我們現(xiàn)在的知識和理解來看，人類的經(jīng)濟社會系統(tǒng)十分復雜，未來無法準確預知，存在相當大的不確定性。換句話說，成功的預言多少都有一些運氣的成分，否則何來承擔風險之說。

因此綜觀中國歷史，可以正確預言未來大勢的謀士都是鳳毛麟角。即使諸葛亮本人，也在《后出師表》中承認“至于成敗利鈍，則非臣之明所可逆睹”；明太祖朱重八稱帝以后也感慨“本想打家劫舍、不料弄假成真”。

所以絕大多數(shù)分析師都無法持續(xù)準確地預言趨勢，這是現(xiàn)實情況。

然而，無論是割地稱雄的豪強，還是占山為王的毛賊，殺伐決斷的時候，都要找一些分析師一起商量利弊，從來不咨詢謀士的帝王將相似乎沒有。即使以毛主席用兵之明，淮海之役的構思部署也多賴粟裕將軍面折廷爭。

既然分析師很難正確預言趨勢，他們的作用是什么呢？個人理解，主要是拾遺補缺、完善買方的決策思路，幫助買方盡量周全地考慮可能發(fā)生的各種情況，從而爭取最有利的情況，并在風險出現(xiàn)時有所應對。賣方并不對買方的結果承擔最終責任，項羽飲恨烏江，并不能抹殺項良仍然是一個出色的分析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