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吳敬璉在接受媒體采訪的時候提到：我覺得不要發(fā)明什么新的東西了，為什么？因為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那個決議，那個東西是非常好的?，F在最重要的就是一條條落實。但是你要檢查一下336項，每一項到底怎么樣，是不是？至于說后來提的一些口號，那都是那個的延續(xù)，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改革。

吳敬璉在野三坡論壇上發(fā)表了最新演講，這次談到的問題之前吳老也反復提及過。吳老近幾年來一直在強調研究基礎問題的重要性，并指出“中國經濟基本問題沒弄清楚,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我常常說這么三句話：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索中國長期發(fā)展的路徑，核心是研究基本問題。

我覺得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學界的同仁們對改革開放做出了很多貢獻。但是有一個問題始終困擾著我們，就現象答問題的多，對基本問題卻常常研究不透?，F象這個東西是多種規(guī)定的集合，而且是千變萬化的。一個新的現象出現以后熱鬧一通，但淺嘗輒止，沒有把這個基本問題弄明白。過了兩天，有某些因素發(fā)生了變化，有可能是一種很偶然、很次要、很短期的因素，導致現象表現有所不同，于是又來一次浪潮。這個浪潮又是這樣，就事論事、淺嘗輒止。當同樣的事情以稍有不同的面貌出現時又覺得是一個新問題。因為對本質沒有認識，所以新現象出現的時候，原來那些得到的認識不但沒有深化，反而忘了，于是又重新來，每次都從零點開始，每次都走不遠。”

附吳敬璉演講全文：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野三坡中國經濟論壇，相聚一堂，討論“提升城市競爭力”問題。我在第一屆論壇上說了三句話的寄語，我想把這三句話作為對這次論壇的寄語提出來，就是“開拓思想市場、研究基本問題、探尋中國發(fā)展的路徑”。對于我們這些關心、支持、推動中國改革和發(fā)展的人們來說，這三句話里面，最重要的就是“研究基本問題”。

因為中國經濟社會處于轉型時期，我們面臨的問題非常的多，有很熱烈的討論，也有很多成果。但是往往流于現象層面的討論，就事論事，對于基本問題、對于問題的本質缺乏透徹的理解，因此沒有形成一些大家都能夠認可的共識。因為基本問題沒有弄清楚，也就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就以我們這次論壇的主題“提升城市競爭力”來說，它包含的問題非常多，譬如農民工的市民化問題、城市化的資金來源問題、城市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等等。這些問題已經討論了十幾年了，但是對于基本問題沒有深入地討論，沒有形成共識。

譬如說，對城市的規(guī)模問題有很多討論。有的人認為，城市規(guī)模應該越來越大越好；有的人認為，中國的大城市病已經很嚴重了，所以要發(fā)展小城鎮(zhèn)。各執(zhí)一詞，言人人殊。這里牽涉到一個根本問題：到底城市化的功能是什么？這個問題沒有深入地討論。所以對于城市規(guī)模問題，就很難用一套經濟學的共同語言來進行辯駁。

有些人認為，城市規(guī)模和城市競爭力、城市效率是正相關的。他們可以舉出一些例子，把一些城市規(guī)模和效率做一個回歸，證明了二者是正相關的。但是，就像我們經濟學走過的道路一樣，用回歸來分析問題，發(fā)現兩個變量之間是正相關的，并不能證明它們是因果關系。

十多年以來，在城市化的功能問題上，人們的看法不斷地變動，至今也沒有一個能夠說服大家的解釋。在21世紀初期，城市熱衷于大投資，出現了一些學者所批評的“造城大躍進”。當時的說法，城市化是投資的主要來源。但是后來出現了一些消極現象，一些城市用海量投資搞“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搞大城市鋪攤子，等等。

于是，后來的說法變化了，說城市化的功能主要是擴大內需、拉動消費。2012年中國經濟增長速度有所下降，但是2013年第一季度城市住房銷售增長了60%多，從而把經濟增長速度拉上去了。于是就有人做了理論上的說明：農民進城以后需求增加，于是商品房的銷售大幅度地提高，城市建設投資支撐了經濟增長。

后來，經濟學家發(fā)現這里面有一個概念上的誤區(qū)。經濟學所說的能夠支撐增長的需求，是有購買力的需求，不是那種心理上的需求。農民進了城以后可能想住上和城市人一樣的大房子，但是根本的問題在于他們收入有沒有增長，有沒有錢，否則這種心理需求并不能夠變成經濟意義上的實際需求。

到了2013年、2014年，流行的觀點又變了：城市化是工業(yè)化、現代化的自然結果，不能夠靠城市化去推動工業(yè)化和現代化，因而不能人為推動城市化加速。

在那個時候，我對這個問題也做了一些研究。我發(fā)現，我們這里對城市化功能的看法，跟國際上經濟學家主流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2007年哈佛大學教授格萊澤寫了一本書《城市的勝利》，對城市化功能做了一個很簡明的界定：因為人們在城市里的聚集，使得他們能夠進行思想交流，于是城市就成為創(chuàng)新的發(fā)動機。他從歷史上講起。古希臘時代，學者們在雅典的柏拉圖學園里進行交流，發(fā)展出很多新思想；文藝復興時代，畫家們在意大利的一些城市里聚集，繪畫技術有了很多新發(fā)展。他一直講到硅谷。這書給我很大的啟發(fā)。

2010年我們在做“十二五”預研究的時候，邀請了幾位世界著名的經濟學家，包括美國經濟學家保羅·羅默（Paul M.Romer）。羅默到北京進行考察，在北大光華管理學院做了一次關于城市化的學術報告。他說，當人們在城市中聚集，人和人之間面對面交流，能夠促進新思想（ideas），所以城市化的功能就是產生新思想、新技術、新制度。他說，因為城市化有這樣的功能，所以人們聚集的密度越大，效率就越高。

對這一點我不太同意，我跟他討論的時候，就講了我們在蘇州的調查。蘇州好不容易從西部地區(qū)引進了一些人才，幾個月以后卻跑到上海去了。蘇州認為，因為上海是大城市，各種文化設施都比蘇州強。其實，那時候蘇州已經規(guī)模很大了，而且上海近在咫尺，可以很近便地享受上海文化。我們調查發(fā)現，問題不在規(guī)模，技術人員說主要的問題是蘇州閉塞，在這里待幾年以后技術水平就趕不上了時代了，而在上海技術水平可以不斷進步。所以蘇州主要問題是來者不拒，專業(yè)太多，于是同專業(yè)能夠交流的人數太少，達不到提高技術水平的臨界點。

羅默說，我的這個意見非常好，除了要發(fā)展城市之外，還要加上一條：專業(yè)化。

我后來到廣東去討論這個問題，就說了一個意見。金融因為涉及到的專業(yè)太多，要達到臨界點，城市的規(guī)模就要很大。所以金融中心越大，城市的規(guī)模越大。紐約是世界金融中心，有一千萬人口。但是制造業(yè)不一樣了，它和其他產業(yè)之間的關系就不那么密切，所以美國波音商用飛機的生產基地就在西雅圖的小鎮(zhèn)上。還有商業(yè)，原來要在大城市里，網絡發(fā)達以后也不需要在大城市了。

因此，基本問題搞清楚了，就有分析框架來研究城市規(guī)模問題，而不是簡單地說城市規(guī)模越大越好，或者城市規(guī)模越小越好。所以我認為，城市化的基本問題需要討論，這樣一些具體問題才能夠討論清楚。

同樣，中國經濟也有很多基本問題沒有進行深入地討論，沒有建立起清晰的分析框架。有許多名家參加本次論壇，我希望大家能夠在一些基本問題的深入研究上取得成果，能夠形成一些分析框架，以此來分析我們的具體問題。也衷心希望野三坡中國經濟論壇能夠持續(xù)地辦下去，不斷地為我們國家的改革和發(fā)展作出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