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石油與金融的歷史，大致經(jīng)歷了從資源性商品到金融產(chǎn)品兩個階段。從1942年底美國對沙特阿拉伯石油資源的戰(zhàn)略交易，到作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重要基石之一，美國利用當時對全世界黃金儲備的某種絕對壟斷，在建立了所謂的金本位交換體制的同時，也加速了對石油儲備的集權力量。從儲備黃金到儲備石油，美國對石油的戰(zhàn)略利益蔓延至世界主要產(chǎn)油國家。

　　第一階段的重要標志，即美國通過戰(zhàn)后歐洲復興計劃(馬歇爾計劃)的援助體系，美國一手援助美元、一手出售所控制的石油，通過左手和右手的交易，美元轉了一圈，連本帶利又回到了美國的荷包。通過援助出去的美元，用來購買自己生產(chǎn)的商品，兩頭定價權歸屬美國，中間差價差不多是筆糊涂賬。當然，如果真正要計算，也是可以算出來的，只是弄清楚其所以然本身已經(jīng)沒有意義。

　　在這一階段，石油僅僅是一種特殊的商品。如同美國認識到黃金的稀缺性并加以囤積式儲備一樣，石油作為自然資源的稀缺性也很快被認識，并展開對石油資源的集權控制。假如說，石油對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石作用在于通過石油所積聚的財富，自此之后對石油商品的控制，已經(jīng)上升到謀取對石油的資源性壟斷。但是，世界產(chǎn)油國家已經(jīng)從美國這種商品性交易過程，認識到潛藏的巨大利潤空間，特別是這些暴利本應該由產(chǎn)油國自身收取。以英美為主導的一方與以中東石油國家為代表的一方，開始了長達20余年的資源權益博弈。在這期間，石油供給方組成了歐佩克(OPEC)，之后需求方則出現(xiàn)了國際能源機構(IEA)，有關石油定價權的對局博弈正式形成。

　　盡管美英采取了種種手段，博弈過程可謂刀光劍影，如石油危機等，當然也包括戰(zhàn)爭的圖謀，但均遭到產(chǎn)油國家頑強抵制。

　　當美英盡其所愿地在別國的地盤上完成對石油資源的控制時，轉而通過自身“后花園”的金融市場做文章，也就是第二階段的將石油進行金融產(chǎn)品改造，納入金融產(chǎn)品交易體系。既然取得實體石油資源變得越來越不劃算，就只能將其拉到自己的地盤，通過金融市場來左右石油實體價格。1980年11月倫敦國際石油交易所(IPE)以及1983年3月30日紐約商品交易所(NYMEX)引入原油期貨交易，從期貨市場的第一張合約開始，石油從實體經(jīng)濟(包括實體價值)演變成虛擬的、赤裸裸的金融產(chǎn)品。產(chǎn)油國家由此失去了石油的定價權。油價失控，看似對于石油國家是絕對的好處，但實際上，這些溢出來的泡沫油價收益絕大部分通過美元交易體系，被美英國家的理財工具所控制。沙特阿拉伯的王室可以知道自己有多少財富，但如果想動用其中一筆都不那么自由。當然，這些“理財”公司可以留給這些國家特權階層足夠的、用來揮霍的數(shù)目，反正最終也會落入美國的腰包。產(chǎn)油國家折騰了多少年，結果又回到了原點。美國主導的全球能源金融體系日臻完善。

　　這種石油實體價格與虛擬價格的雙軌機制，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規(guī)則推進過程中，實體價格越來越被人們習慣性地忽略。越來越多的石油消費國家陷入所謂市場經(jīng)濟的陷阱，緊盯著倫敦和紐約的石油及商品交易所的合約價格，作為自身市場的定價依據(jù)，而作為實體價格的石油是多少其實與此毫不相干。

　　在對于作為金融產(chǎn)品的油價非理性波動過程中，中國對此“抵御”或者防范的行為是非常微弱的，即以“股權換油源計劃”肇始、市場換資源等為標志，通過石油需求市場與供給市場實體狀態(tài)直接對接，將石油的金融產(chǎn)品屬性盡可能降至最低。產(chǎn)油國家做夢都希望將美英公司的股權置換出去，不是置換到金融市場，而是直接置換到產(chǎn)業(yè)鏈的下游。這一以市場為需求中心進行轉移的信號，很快引起美國警惕，次年美國能源報告推遲3個月出版。但美國很快就發(fā)現(xiàn)，這是一場純粹民間的推動，隨著中國能源短缺信號漲聲再起，這一努力隨之淹沒。

　　而在這一時期，產(chǎn)油國家對新興市場國家的直接對接的積極性要遠遠大于石油需求國家。在2006年由中國石油產(chǎn)業(yè)投資基金主持的“非直接能源合作”模式研討會上，歐佩克國家的駐華使節(jié)悉數(shù)到場，期間一個插曲：為了避免伊拉克與伊朗的可能性尷尬，特意將伊拉克大使與伊朗參贊的座牌號拆開，沒想到會議一開始，他們又主動地靠攏在一起：石油生產(chǎn)國家共同對以美國主導的能源金融體系的態(tài)度由此可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