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27號,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主持了一年一度的外交使節(jié)會議。 外交使節(jié)會議的意義非凡,他是法國駐外一百多個國家的使節(jié),每年夏天長假之后都必須回到巴黎參加的使節(jié)會議。 會議上,最高領袖要對現(xiàn)今的國際局勢進行總體分析,并且對法國的總外交基調,定下一個大方針。 2018年,馬克龍主持的外交使節(jié)會議的總基調是——特朗普破壞全球化,歐盟必須維護團結。 而過了一年,到了2019年,馬克龍在使節(jié)會議上的發(fā)言,出現(xiàn)了重大轉變。 在這場會議上,馬克龍做出了罕見的嘆息。 他哀嘆——西方霸權已近末日。 基于目前全世界民粹主義風起云涌的大環(huán)境,美國帶頭高喊美國第一,美國最強最偉大,其他國家也紛紛跟進—— 我們國家才是最偉大,其他國家都占我們便宜。 在這種“大環(huán)境”迅速往右轉,往保守與偏見轉的世界里,你就更難聽見一個人的反思了。尤其是一個大國領袖的反思。 你敢想嗎?特朗普會說出“西方霸權已近末日”這樣的話嗎? 特朗普不可能講,其他的大國領袖也不可能發(fā)出如此哀嘆,唯獨馬克龍,深刻意識到了,“文明”的風向,正在轉變。 那就讓我們來看看,馬克龍在這場重要的演講上,到底講了什么吧。 我們共同生活在這個世界上,在座的使節(jié)們比我更了解這個世界。 是的,國際秩序正在被一種全新的方式給顛覆,而且我敢肯定的說,這是我們歷史上經歷的一次重大顛覆。 它在幾乎所有地區(qū)都具有深遠影響。 它是一次國際秩序的轉型,一次地緣政治的整合,更是一次戰(zhàn)略重組。 是的,我必須承認,西方霸權或許已近終結。 我們已經習慣了一種自18世紀以來,以西方霸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這是一個源自18世紀受到啟蒙運動啟發(fā)的法國; 這是一個源自19世紀受到工業(yè)革命引領的英國; 這是一個源自20世紀受到兩次大戰(zhàn)崛起的美國。 法國、英國、美國,讓西方偉大300年,法國是文化,英國是工業(yè),美國是戰(zhàn)爭。 我們習慣了這種偉大,它讓我們對全球經濟和政治掌控著絕對的支配權。 但事情正在起變化: 有些危機來自于我們西方國家自身的錯誤;而有些,則來自于新興國家的挑戰(zhàn)。 在西方國家內部,美國在面對危機中的多次選擇錯誤,都深深動搖著我們的霸權。 注意,這不只是從特朗普政府開始的,早在特朗普之前,美國的其他總統(tǒng)也作出了其他錯誤選擇:克林頓的對中政策,小布什的戰(zhàn)爭政策,奧巴馬的世界金融危機以及量化寬松政策。 這些美國領袖的錯誤政策,全都是動搖西方霸權的根本錯誤。 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卻又極大地低估了新興大國的崛起。 低估這些新興大國的崛起,不是這兩年才開始的,而是早在十年或二十年前,我們打從一開始,就低估了他們。 我們必須承認,中國和俄羅斯在不同的領導方式下,這些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印度也在快速崛起為經濟大國,同時他也在成為政治大國,中國,俄羅斯,印度,這幾個國家對比美國,法國和英國。 我們不說別的,光是他們的政治想象力,都要遠比今天的西方人強,他們在擁有強大的經濟實力后,開始尋找屬于他們自己的“哲學和文化”。 他們不再迷信西方的政治,而是開始追尋自己的“國家文化”。這和民主不民主無關,印度是民主國家,他也同樣在這么做,尋找屬于自己的“國家文化”。 當這些新興國家找到了自己的國家文化,并且開始堅信它時,他們就會逐漸擺脫西方霸權過去灌輸給他們的“哲學文化”。 而這,正是西方霸權終結的開始。 西方霸權的終結,不在于經濟衰落,不在于軍事衰落,而在于文化衰落。 當你的價值觀無法再對新興國家輸出時,那就是你衰落的開始。 我認為目前這些新興國家的政治想象力,是高于我們的。政治想象力很重要,它具有強大的凝聚力內涵,能夠引出更多的政治靈感。 在政治上我們能不能做的更大膽點,新興國家的政治想象力,遠超過今天的歐洲人。 這一切都深深震撼了我。 中國已經讓7億人口脫貧,未來還將有更多人擺脫貧困,但在法國,市場經濟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大了收入不平等現(xiàn)象(暗指黃背心)。 過去一年中產階級的憤怒,讓法國的政治秩序發(fā)生了極深刻的變化。 從19世紀以來,法國人的生活就在一種平衡中。 個人自由,民主制度,富裕的中產階級,這三者是平衡法國的政治的三腳架。 但是當中產階級不再是我們國家的基石時; 當中產階級認為自己的利益受到損害時; 當他們對于政權產生懷疑時。 危機就誕生了。 他們就會對民主與市場制度產生根本的懷疑,這樣的制度還能讓我獲得更好的生活嗎? 他們有權利這么懷疑,并且也有權利加入到激進的政治運動中去。 在英國,政治體制的淪陷更為明顯。 英國脫歐的響亮口號,Take back control(奪回控制權)說明了一切。 民眾認為,自己的命運已不掌握在自己手中,所以要“奪回控制權”。 而“奪回控制權”的直接方式,就是脫歐,他們厭惡了歐盟,厭惡了老套的政治。 他們想要更富有政治想象力的事情出現(xiàn)。歸根結底,是過去的政治制度無法讓英國人獲利,甚至讓他們活得越來越糟,但上層的政治領導者并沒有察覺到這一點。于是,他們失敗了。 至于美國,美國人雖然同屬西方陣營,但他們一直與歐洲有著不同的人道主義標準(暗示宗教)。 美國人對氣候問題,對平等,對社會的平衡敏感性,和歐洲并不是以相同方式存在的(暗示美國貧富差距比歐洲大得多)。 美國文明與歐洲文明存在著明顯差距,即使美歐深深結盟,但我們的差異一直存在。 特朗普的上臺,只不過是將原本的差異,放大化了。 我必須強調,歐洲與美國不同。 歐洲與美國不同 歐洲的文明計劃,當然不能由匈牙利的天主教徒,或者俄羅斯的東正教徒來決定。 但歐洲長時間的跟隨美國,將俄羅斯從歐洲大陸驅逐出去,這樣的政策,并不一定是正確的。 美國需要讓“俄歐對立”,但歐洲需要嗎? 歐洲配合美國,驅逐俄羅斯,這可能是歐洲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錯誤。 驅逐俄羅斯的結果,就是普京別無選擇的必須去擁抱中國。 而這正好給了中國與俄羅斯抱團取暖的機會。 讓我們的一個競爭對手,與另一個對手相結合,形成一個巨大麻煩。 這就是美國人的做法。 如果歐洲不驅逐俄羅斯,俄羅斯的政策也絕不會那么反西方。 那如今在地緣政治上,給與東方大國的幫助,也就不可能那么多。 但歐洲的問題,在于軍隊。 因為北約的存在,歐洲想要再組建一支歐洲軍就變得非常困難。 而只要“歐洲軍”一天不存在,歐洲就一天要受到美國的政治指令操控。 可悲的是,當我和德國總理默克爾談到這些時,我們都是悲觀的。 目前的歐洲,沒有人擁有這種能力去組建一支歐洲軍,更沒有人對這項重大的戰(zhàn)略性政策,給與投資。 但歐洲軍是制衡美國的關鍵點,沒有歐洲軍,歐洲就沒有真正的獨立性可言。是的,美國是盟友,是我們長期的盟友。但同時,他也是一個長期綁架著我們的盟友。 法國是一個強大的外交大國,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更是歐盟的心臟。 讓俄羅斯脫離歐洲,或許是一個絕對深遠的戰(zhàn)略錯誤。 法國如果無法將俄羅斯拉回歐洲,那也不愿再繼續(xù)參與,加劇緊張局勢與孤立俄羅斯的政策。 目前俄羅斯與那個東方大國,雙方都沒有要結盟的興趣,但沒人敢肯定,倘若西方世界再步步緊逼的話。 中俄還會不會如此肯定的說,我們不會結盟。 我們朋友的敵人,就一定是我們的敵人嗎? 俄羅斯是美國的敵人,那他一定是歐洲的敵人嗎? 我們需要建立歐洲自己的新的信任與安全架構,因為如果我們不能緩和與俄羅斯的關系,那歐洲大陸將永無寧日。 美國人說: 這個在武器裝備上進行大量投資的國家; 這個人口結構不斷下降惡化; 這個不斷老齡化的國家; 這個政治局勢因普金的集權而日趨緊張的國家。 美國人問我,我們該害怕這個國家嗎?我們該和這樣一個國家和解嗎? 我反問美國人,把俄羅斯與加拿大的位置互換一下怎么樣呢? 除了經濟動蕩和地緣政治動蕩外,我們現(xiàn)在所經歷的第三個大動蕩,無疑就是技術革命動蕩。 大數(shù)據(jù)互聯(lián)網(wǎng),社交媒體,人工智能,在大智能于全球化中鋪開時,信息技術的進步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fā)展。 智能全球化所帶來的一個問題是——情感、暴力、甚至仇恨的全球化。 科技革命,給我們帶來了深刻的人類學變化,也為我們創(chuàng)造了全新的空間,一個需要人類去重新審視和制定規(guī)則的空間。 這是一個目前全球都不曾觸碰的新技術規(guī)則空間,也是一個所有人都該認同與參與的,互聯(lián)網(wǎng)國際秩序規(guī)則。 但在這套新規(guī)則尚未完全建立之前,新技術革命給我們帶來的不僅僅是經濟的失衡,更是人類學上的階級矛盾與意識形態(tài)矛盾。 最終,它會給我們引以為豪的民主帶來沉重的撕裂與不穩(wěn)定性。 在座的使節(jié)們都能看到,經濟動蕩,地緣政治動蕩,信息技術動蕩,民主的動蕩。 所有這些動蕩都是同時發(fā)生的,但我們該做什么呢? 我們現(xiàn)在需要如何做?我們是繼續(xù)當觀眾,當個評論員,還是去承擔我們所必須承擔的責任?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我們都失去了政治想象力,讓過去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習慣來主導我們的策略,那我們…… 一個共和國總統(tǒng),一位部長,一位外交官,一個士兵,在這房間里的每個人都繼續(xù)照過去的方法做下去的話。 那可以肯定的是,我們肯定會“失去控制”。 而“失去控制”后,等待我們的,就是消失。 文明逐漸消失,歐洲逐漸消失,西方霸權的時刻也會一同消失。 最終,世界將圍繞兩個極點運轉,即美國和中國。歐洲將必須在這兩個統(tǒng)治者之間做出選擇。 歐洲,將完全失去掌控權。 因此我至今只相信一件事,就是勇敢——敢于突破和冒險的政治策略。 這種不同于以往老歐洲的政治策略,會導致現(xiàn)在的很多事情失敗,而且國內也有大量的評論員,批評家說它不會成功。 但致命的不是評論和批評,而是失去“勇敢的心”與“充滿想象力的思維”。 并且我認為,唯有去嘗試一些勇敢的,富有想象力的政治,才是深刻體現(xiàn)法國國家精神的最佳方法。 只有法國,能重新樹立深刻的歐洲文明。 只有法國,能從歐洲戰(zhàn)略和國際政治的高度,去考慮歐洲的存亡問題。 法國精神,是一種頑強的抵抗精神,是對與眾不同的世界追求的精神。 抗拒精神絕不會屈服于事務的必然性與適應性。 這種貫徹于法國人靈魂的不凡精神,塑造了唯有法國,才能改變歐洲漸漸被“兩極”吞噬的歷史趨勢。 接下來法國將有幾個重要的議程方向。 第一是“歐亞議程” 法國將促進中國的新絲綢之路與歐洲聯(lián)通戰(zhàn)略的更好融合,但是該融合必須在尊重我們的主權和規(guī)則上進行。 十年前我們在歐亞融合上犯了一些錯誤,歐洲在處理那場重大的金融危機時,為了求得援助,而被迫開展了私有化,來降低歐洲的部分主權。 (應該是指的歐債危機中,出賣港口與其他知識產權資產給中國吧) 從南方的意大利到北方的英國,但我們不會去責怪聰明的中國人,我們只能怪自己蠢。 另外在面對中國崛起時,法國還必須和美國在印太地區(qū),建立起“法國戰(zhàn)略”。 這是對于法國歡迎中國絲綢之路戰(zhàn)略的一個“補充”。 我們在一個地方幫助了對手,那我們就必須在其他地方制衡它一下,這是政治的一貫玩法。 法國必須在印太地區(qū)建立“法國影響力”,去平衡中國在該地區(qū)的勢力崛起,畢竟法國在該地區(qū)擁有百萬居民,更有近一萬名戰(zhàn)士。 法國要成為該海域的主要海上力量之一。 法國第二項重要議程是——優(yōu)先建立歐洲主權。 我已經與很多人聊過,歐洲主權絕不是一個空洞的詞,但我們早已犯了將主權的話語權留給民族主義者的錯誤。 民族主義者絕不代表我們的主權,主權是一個好詞,他代表我們民主的核心。但如果政府失去對一切的控制,那主權也將一無所有。 所以民族主義者有權發(fā)表他們的聲音,但他們絕不代表歐洲主權。 幾十年來,歐洲已經建成了一個強大,友好的市場,但同時我們也是最開放,和最幼稚的市場。 而且我們在討論歐洲主權時也必須非常深入的包括英國,無論英國脫歐最后結果如何,歐洲主權都包括英國。 歐洲主權另一個方向,是國防,關于歐洲防務問題,自1950年代以來就沒有任何進展,它甚至是被禁止討論的。 但是時候建立一個擁有更多國防主權,依靠歐洲基金和歐洲軍隊的倡議。 我認為目前正是商談“歐洲國防主權”,幾十年來的最佳時機。 這就需要在座的各位使節(jié),多加努力。 歐洲主權的另一個側重點,是歐洲對于邊界的思考,這問題也將引申到對于人口和移民的話題。 歐洲自2015年以來經歷了前所未有的移民危機,我們必須摒棄關于難民的緊急管理制度,從而建立一個可持續(xù)的人才登陸機制。 我們更應該與國際移民組織合作,恢復我們在巴黎所做的移民過濾工作。 最后是關于經濟和金融主權的部分。 我們現(xiàn)在正積極的談論伊朗,繼續(xù)捍衛(wèi)我們主張的伊朗議程。 但美元存在其“特殊性”,即使我們決定保護伊朗,但我們的公司要前進,也要依賴美元。 注意,我并不是說我們必須和美元作斗爭,而是我們需要建立一個實實在在的“歐元主權”。 但這個過程實在太慢了,我們進展的太慢了。 而且在建立數(shù)字貨幣主權上,歐洲也需要重新思量,因為數(shù)字貨幣,也必將影響未來的經濟主權。 重建歐洲的主權,經濟主權,國防主權,邊界主權,唯有這樣才能真正的加強歐洲的一體化而不受外界其他國家的干擾。 女士們,先生們,讓我們擁有強大而一致的外交,在目前西方霸權受到挑戰(zhàn)的時刻,我們更應發(fā)揮各自的政治想象力。 掌控歐洲人自己的命運,將控制權還給我們的人民。 在外交上我依靠你們發(fā)揮重要作用,我不勝感激的提出這些要求。 我將永遠在你們身邊,以讓法國成為引領一系列重要政治問題的核心。 使得我們的使節(jié)在世界各地都有強大的代表實力,來捍衛(wèi)我們的國家利益,超越我們的國家利益,讓我們的價值傳遍世界。 我謝謝你們! 共和國萬歲,法蘭西萬歲! ——伊曼紐爾.馬克龍 責任編輯:翁建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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