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英國成為G7國家中首個通脹率破10%的國家。在6月的一次演講中，時任首相鮑里斯?約翰遜（B. Johnson）表明了對上世紀70年代“工資-物價螺旋”（wage-price spiral）重演的擔憂，稱這可能迫使英國央行執(zhí)行更強有力的緊縮政策。約翰遜政府計劃延長住房協(xié)會租戶購房權的有效期。這可能會推升房價，增加生活成本，迫使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資。他強調，漲工資的合理性來自于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非生活成本的上升。左翼學者和媒體義憤填膺。因為截止到2022年6月底，英國勞動者平均每周總收益（含獎金）的漲幅仍落后于通脹3.4個百分點。

國家元首號召企業(yè)或勞工（“自愿”）限制工資漲幅是近半個世紀的新鮮事，卻是“大滯脹”時代的慣例。1976年3月，時任英國首相詹姆斯?卡拉漢也曾號召工人“為了整個國家的利益”自愿接受限薪。為了緩解通脹壓力，英國凍結了物價、工資、房租，甚至股息；美國連續(xù)90天凍結工資和物價；挪威3年內連續(xù)3次宣布凍結物價的行政令；奧地利對漲價的企業(yè)征收懲罰性稅收；比利時要求企業(yè)在漲價前通報政府；加拿大設立了專門機構審核漲價行為……然而，這一切都被證明是徒然的。價格管制是“掩耳盜鈴”，短期可以掩蓋供求矛盾，中長期反而會加劇短缺。因為，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和終端消費品價格的限制擠壓的是中下游企業(yè)的利潤，壓制了投資意愿，進而限制了未來的產能和供給。在強勢的工會組織面前，限制工資等于“政治自殺”。

強調需求側管理的凱恩斯方案無法解決由能源和食品供給沖擊帶來的滯脹難題。社會上彌漫著悲觀的“不可治理性”（Ungovernability）論調。漸漸地，選民失去了對左翼政黨的耐心。馬克?萊文森（Marc Levinson）將1973年定義為二戰(zhàn)后的“大轉折”之年——既是戰(zhàn)后“黃金時代”的終點，也是“大滯脹”時代的起點（萊恩森，2022）。1973年后，世界政治-經(jīng)濟意識形態(tài)全面右轉。保守派政黨重回權力中心，開啟了市場化、私有化和全球化改革。

從70年代末開始，美國實施了一系列放松價格管制的措施，80年代初延伸到了金融行業(yè)，如放松銀行存款利率限制等。為了挽救信任危機，1977年當選的吉米?卡特總統(tǒng)任命康奈爾大學經(jīng)濟學家弗萊德?卡恩為航空委員會主席?？ǘ髡J為，限價是持久通脹的根源，上任后便開始游說國會裁撤自己所在的部門。1981年里根上臺后極力推崇“小政府”，實施了以大幅減稅為特征經(jīng)濟復蘇方案，以激發(fā)市場主體的活力。在英國，1979年開始執(zhí)政的撒切爾鐵腕推行私有化，清理煤炭、鋼鐵等傳統(tǒng)工業(yè)的落后產能，縮減冗余的官僚機構，果斷地向服務業(yè)轉型。歐陸國家，如聯(lián)邦德國、北歐國家都紛紛拋棄了福利主義，接受了新自由主義。法國是“左翼的最后戰(zhàn)場”。

歷史循環(huán)的一個特征是，人們總是在解決問題的同時創(chuàng)造新問題。新自由主義方案部分緩解了通脹壓力，卻又走向了對立面——通貨緊縮；全球價值鏈分工為發(fā)達國家的消費者帶來了廉價的消費品，但制造業(yè)卻出現(xiàn)了空心化；金融化和市場化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但居民收入和財富分配更不不平等了，金融不穩(wěn)定性也顯著提升；隨著工會參與率的下降和企業(yè)定價權的增強，“工資-物價螺旋”的風險解除了，但“利潤-物價螺旋”（profit-price spiral）成了左翼學者和政黨的新敘事?！靶≌钡恼涡詮奈磧冬F(xiàn)。政府補貼企業(yè)的負擔減輕了，但赤字并未消失，政府債務杠桿率不降反升，達到了和平時代的歷史高位。

2020年會是另一個“大滯脹”時代的元年嗎？有人說是的，能源和食品的雙重供給沖擊再次引發(fā)了全球對“大滯脹”的關注，與通脹持久性相關的“工資-物價螺旋”問題構成了美聯(lián)儲不得不保持緊縮政策立場的約束條件。低通脹時代一去不復返成為主流共識。否定意見認為，當前不具備持久通脹或形成“工資-物價螺旋”的條件，比如更獨立和可信的中央銀行、更低的工會參與率、更低的能源依賴度、更靈活的就業(yè)和以服務業(yè)為主體的產業(yè)結構等。筆者認同，截止到2022年7月底，“工資-物價螺旋”都還只是一個隱憂，并未成為現(xiàn)實。但是，一方面，大危機以來出現(xiàn)的逆全球化、人口老齡化和技術進步的停滯等因素都是抬升通脹中樞的力量。它們所對應的供應鏈問題、勞工短缺問題和勞動生產率下降問題正好可以解釋大流行期間的大通脹。高水平和高波動的通脹持續(xù)的時間越久，“工資-物價螺旋”形成的概率也越高。貨幣當局也不能確定臨界條件是什么，只知道臨界點漸行漸近。所以更擔心緊縮不足，而非緊縮過度。

可以確定的是2020年是一個“大轉折”之年。曾經(jīng)因“大滯脹”而被選民拋棄的左翼政黨會以滯脹為契機攻訐保守黨，重回權力核心嗎？這至少在美國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實。由于防疫方面的糟糕表現(xiàn)，特朗普在2020年總統(tǒng)大選中敗北（Baccini et al.,2020），拜登以進步主義為綱贏得了選民的支持，其口號是“更好的重建美國”（build back better），內涵之一就是治愈“分裂的美國”。拜登內閣成員或顧問團隊中就有較多的進步主義者。當然，拜登政府并未徹底推翻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兩屆政府最大的交集莫過于在對華政策上。繼大危機之后，大流行進一步凸顯了全球價值鏈的脆弱性，以及階層分化和意識形態(tài)沖突帶來的社會不穩(wěn)定性。

在大通脹和實際工資縮水的背景下，2022年7月，美國鐵路工人罷工的風險上升。這對居高不下的通脹而言可謂雪上加霜。據(jù)美國鐵路協(xié)會統(tǒng)計，本次罷工可能影響全美30%的貨物運輸能力。全美近20%的谷物、19%的化學品、近70%的煤炭、75%的新轎車和輕卡均由鐵路運輸。拜登政府緊急簽署行政令，提供了60天的靜默期。直到有效期截止的前一天（9月15日），勞資雙方才達成初步協(xié)定。鐵路工人將獲得“更高的工資，更好的工作條件，以及更豐厚的醫(yī)療保健費用”。這一事件極具標志性，是一次“覺醒”，反映了藍領勞工階層政治影響力的復興。對于漲工資的訴求，極度緊缺的勞動力市場給足了底氣，大通脹也提供了合理性，但它同時也是通脹螺旋的“助推器”。

大危機孕育大變革。歷史循環(huán)的一個特點是，人們總是從最近的歷史中尋找當前危機的根源，進而推動歷史朝著對自己有利的方向轉變。這就是歷史的蹊蹺之處——雖然是同樣的危機，舊危機的種子卻變成為新危機的解藥。21世紀的“大滯脹”時代開始了嗎？左翼政黨會全面奪權嗎？21世紀的“左”與20世紀有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