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碳中和到底是一個做蛋糕的游戲還是分蛋糕的游戲？

我覺得既是一個做蛋糕的經濟活動，同時也是一個分蛋糕的經濟活動，做蛋糕也就是這是一個屬于中國的安全、綠色、高效的能源體系。

因為原來的我們的工業(yè)化是建立在美國西方所主導的化石能源體系的基礎上，我們接下來就是中國有自己長遠的歷史定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目標。

某種程度講的話，這個歷史目標就是中央提的一個詞叫“百年未有之變局”，其實背后的含義瞄準的是未來隨著中國的崛起，全球的治權或者全球的治理秩序，可能會有一次歷史性的轉變。我們謀求的這個目標，你謀求的這個目標，未來的經濟一定要建立在自己的安全、可控、高效的奠基石上，這個奠基石就是能源體系。

事實上我們看到，過去西方資本主義革命以來的這三五百年，實際上伴隨的都是能源體系的變化。這一次也一樣，我們構造了這個奠基石以后，我們再在這個奠基石上打造一個未來中國更高溢價的、更安全的一個經濟轉型的合理結構，一個高效的現代經濟結構。

所以我們看到“30·60”雙碳目標推動的全社會資源配置轉移的這個過程會產生一個巨大的這個產業(yè)鏈和供應鏈重構。我們看到光是綠能方向產業(yè)體系就非常龐大。第二個是綠能的終端消費，就是我們常講的電氣化的過程。當然最主要的、突出的就是汽車電氣化的過程，因為汽車是整個現代工業(yè)體系的樞紐。美國是建立在車輪子上面的美國帝國，就是因為油氣時代，建立以汽車為基礎的工業(yè)體系，然后發(fā)展成為世界的工業(yè)帝國，后來是科技帝國。

中國未來的新能源體系下的經濟結構變化，我覺得是同樣的規(guī)律。

清潔能源時代做好資源分配極為重要

然后這是我講第二個，那個綠電的消費，第三個還有一個綠電的高效傳輸，這是宏大的工程。原來在那個油氣時代，傳輸的問題并不突出。

但是在這個綠能時代，它有很強的地理約束。

你看全球的綠能資源主要集中在那三個地區(qū)。對于中國來講，主要集中在廣袤的西部地區(qū)。而中國的經濟密集經濟活動和人口稠密地區(qū)主要集中在東部。西部生產出強大的綠能，如何高效、安全、低損耗傳輸到東部，這就是一個技術，這就就誕生了一個宏大的產業(yè)。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們到2030年碳達峰，具體的量化指標就是非化石能源的占比在2030年要達到25%，我們現在是15%，真正的能源替換是在2030到2060期間后半部分的三十年。

我們從這個2025年到2060年實現非化石能源占比80%，所以你看到這個四十年跨度中間，所圍繞這個產業(yè)形成的資本累積、新資本的不斷創(chuàng)生以及資本推動下的高速的技術迭代，這個實際上都是做大蛋糕的過程，同時它也是一個分蛋糕的過程，因為對于原有的舊系統(tǒng)來講，資源的轉移意味著舊系統(tǒng)要進入一個衰退周期。以前有一些經濟的外部性是不負擔成本的；在一個新的利潤體系下面，它可能要負擔成本。我們看到未來出現的新蛋糕，會發(fā)生一個顛覆性、巨大的結構性變化。所以這兩個過程并不矛盾，它是并列的。

Q2:中國經濟轉型的過程中，如何看待中國整體的這個杠桿率是上升的問題？

經濟轉型過程如同踩著剎車下坡道阻且長充滿艱險

所以我曾經有一個形容，我說中國經濟在轉型的過程中，研究像一部踩著剎車下坡的超負荷重型卡車，我用的這個比喻，就是形容中國經濟轉型道阻且長，充滿了艱險，非?？简烋{駛員的技術。這個下坡的過程，你不能不踩剎車。如果剎車失靈，那就會很有可能車毀人亡，整個結構都有顛覆的可能。所以對駕駛員來講是既充滿勇氣也充滿挑戰(zhàn)的，極具挑戰(zhàn)性的這么一個事情。

確實從2018年看，我們每個人都親歷了驚心動魄的下坡轉型的這個過程，中間有貿易戰(zhàn)，后來又有新冠疫情及各種國際事件，我們都開來了。從現在來看，這輛車應該是行穩(wěn)致遠的，走在既定的軌道上面。我們站在今天這個時點，客觀上講，那比2018年那個信心要強很多，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保障也會強很多。

各方面，當然這個坐在車里面的人，我們感受到這個畢竟是個轉型。這個下坡過程中每個時點所遇到的有些顛簸，也是在所難免的。

但是我想今天中央開過了跨時代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十九屆六中全會，“兩個確立”的政治體系的保障提出，實際上都是為我們這部車的行穩(wěn)致遠實現我們的既定目標保駕護航的。對于每個中國人來講，我覺得是充滿信心的。

我們擁有極具優(yōu)勢的政治體制可以避免系統(tǒng)性風險

因為我們也是改革開放的親歷者，今天政治治理的強大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即便中間遇到問題，但糾錯糾偏的能力，也是非常強的。

最近的感受，就是去年的煤荒電荒，拉閘限電。國家啟動了強大的國家治理，發(fā)揮了強大的糾錯糾偏能力，在國家機器的強力介入下，所有的次序在一個月時間內逐漸歸源。

我們看到去年從八月份開始，資本把商品的金融屬性打得很足，三個月時間，那個動力煤從八百漲到了兩千三。煤是中國目前的能源結構主體。煤電是連著的，煤的問題也是電的問題。煤價高企的情況下，那發(fā)電廠作為一個經濟主體就不愿意發(fā)電，發(fā)不出來就變成電荒。電是中國工業(yè)體系定價的錨。

這個體系如果一動，就演化成系統(tǒng)性風險，包括資本市場，在那一段時間也明顯感受到濃郁的滯脹預期，從而產生風險偏好下行。去年九月份十月份，正是因為我們背后有強大的政治治理，中央制定了一系列的干預手段，一個月時間，動力煤從2304重新回到800以下。

今天面對復雜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確實建立了一個以“兩個確立”為目標的強大的政治治理。這是真正能夠保證我們中國這艘巨輪駛向遠方，也是中國資本市場風險偏好的基石，它估值的基礎，它的分母實際上就是來自于這個。有背后有兩個確立的話，這么強大一個政治治理的保障的話，其實中國股票市場，是不會發(fā)生大的系統(tǒng)性的這個沖擊的。

靠房地產拉動經濟動力已經不足經濟結構轉型是必然趨勢

大家也看到，從去年十一月份開始，應該說房地產的管控政策已經松弛下來了，這是我們看到的。但是我們也應該承認一個事實，就是這一次房地產乘數就舉不起來了。

我曾經講過三個理由，第一個就是現在干壞事的工具沒有了。資管新規(guī)以后，特別是從2016年去杠桿以來，影子銀行被剿滅了。這個體系不復存在了。你一根燒火棍都沒有了，你怎么加杠桿？所以這是核心原因之一。

第二個，以前是有強大的利益機制驅動。整個影子銀行體系大家都知道，中間把風險擱在一邊，實際上是風險的轉移，然后把杠桿加上去，中間轉移風險形成的利差，就變成做結構的這一部分人所分享的蛋糕，就是個套利的過程?，F在沒有人再去干這個的事了，都沒有欲望了。

第三個就是最根本的是預期發(fā)生改變了。中央提出了共同富裕這個大的社會系統(tǒng)改造方向以后，那直接瞄著具象化落地的很重要的一個方向就是中國未來稅收結構的主體會發(fā)生變化，從企業(yè)逐漸轉移到資產這個領域，推動資本的平權。

事實上我們從去年可以看到，這一年的這個變化是非常深刻的，無論是來自房地產，來自互聯網，來自醫(yī)療，來自教育，來自娛樂，這些變化都正在發(fā)生深刻的變化。那未來呢，比方說以資產為主體的這個稅收結構，這個直接稅的結構，這個比例會顯著的提高，就是大家所說的，一直在熱議的房地產稅、遺產稅、贈與稅，包括有可能的資本利得稅。這些稅收主體逐漸都會完善。

對于一個家庭來講，最大的跨期經濟決策就是購置房產，那個沒放出來的底牌，就是懸在他頭上的一個劍。如果未來將承擔那么高的稅收，這個預期就會發(fā)生變化了，就是跨期決定的預期發(fā)生了根本性的改變。

整個全社會的廣義資產收益率的這個頻譜，它的結構正在發(fā)生明顯的變化。它的變化直接引導的就是全社會，資源配置的結構發(fā)生變化。我們看到地產在居民的財富結構中間，占百分之七八十的這個結構，未來可能會有一個深刻的變化，它的比例可能會顯著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