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上半年，國際和國內都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以“亂云飛渡”來形容相當貼切。即便如此，我國經濟增長仍然保持在“合理區(qū)間”：第一季度6.4%，第二季度6.2%，上半年累計增速6.3%，恰好運行在年初《政府工作報告》預期的6.0%至6.5%區(qū)間的中央。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我國經濟結構的變化，即便目前增速較之前有所放緩，但仍然呈現出“就業(yè)比較充分”的狀態(tài)。

黨的十九大報告認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fā)展階段。在此背景下，比GDP增長速度這個數據本身更重要的是增長的質量。正是基于這一方針，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在分析第二季度經濟形勢、部署下半年工作時指出，“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面臨新的風險挑戰(zhàn)，國內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必須增強憂患意識，把握長期大勢，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為機，辦好自己的事?！苯洕鷮W理論認為，宏觀政策只具有短期效果而無法改變長期趨勢。中央強調“把握長期大勢”，就意味著市場不應該對短期內政策進一步更大力度的寬松抱有太多期待。正因為如此，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繼續(xù)落實落細減稅降費政策。貨幣政策要松緊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睂ω斦叩牟渴鹗恰袄^續(xù)落實”，對貨幣政策的要求是“保持”。

“抓住主要矛盾，善于化危為機”則是對當前提高經濟發(fā)展質量的要求。具體來說，年內就是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實現“雙穩(wěn)”，即穩(wěn)增長和穩(wěn)杠桿(年初《政府工作報告》所提出的確?！昂暧^杠桿率基本穩(wěn)定”)。

第一，以改革創(chuàng)造適宜貨幣條件。

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量共同影響著我國經濟的貨幣條件。與傳統(tǒng)增加貨幣供應量的做法不同，當前更多采用了推進匯率和利率形成機制市場化的辦法，來為經濟提供“緩沖器”、為企業(yè)提供適宜的融資成本。

在匯率改革方面，8月5日，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突破了長期以來的心理關口“7”，標志著人民幣終于擺脫了“浮動恐懼”；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也下降至2015年11月有數據以來的低點。人民幣匯率的波動，是市場力量對中美貿易摩擦和我國國際收支變化的反應和緩沖，即便在美元盈利不變的情況下，也能夠直接改善外向型企業(yè)的本幣賬面利潤，從而改善金融機構對企業(yè)的信用評估，讓企業(yè)的融資條件更為寬松；同時，匯率的變化也有助于緩和當前我國PPI的壓力，從而提高名義GDP增速。所有這些都意味著，匯率彈性的擴大能夠讓政策當局在貨幣供給量維持穩(wěn)健的情況下，實現“廣義貨幣M2和社會融資規(guī)模增速要與國內生產總值名義增速相匹配”。

在利率改革方面，與傳統(tǒng)直接降低貸款利率的做法不同，8月16日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堅持用改革辦法，促進實際利率水平明顯下降”。具體來說，就是“改革完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形成機制，在原有1年期一個期限品種基礎上，增加5年期以上的期限品種，由各報價銀行以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加點方式報價，全國銀行間同業(yè)拆借中心根據報價計算得出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并發(fā)布，為銀行新發(fā)放貸款提供定價參考，帶動貸款實際利率水平進一步降低”。這意味著，未來貸款利率將會對貨幣市場狀況反應更加靈敏，貨幣政策意圖從央行傳導到企業(yè)資金端會更加迅速，由此將大大縮短貨幣政策時滯，提升貨幣政策效率。

第二，以改革引導市場有序出清。

在市場經濟中，優(yōu)勝劣汰是基本規(guī)則，剛兌本質上與市場原則并不相容，也有悖于金融市場化的風險定價要求。因此，打破剛兌本質上也是一種體制機制改革。5月24日，金融機構的剛兌被打破，市場開始對同業(yè)的信用風險進行重新定價，銀行間不同評級同業(yè)存單的信用利差走勢出現分化。這種分化能夠通過資金成本的變動來促使金融機構穩(wěn)健經營。7月16日，國家發(fā)改委、最高法、人民銀行等13部委聯合印發(fā)《加快完善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是一項更為系統(tǒng)全面的政策，以期加快“僵尸企業(yè)”退出，“激發(fā)市場主體競爭活力，完善優(yōu)勝劣汰的市場機制”。

第三，以改革引導信貸結構優(yōu)化。

要實現“雙穩(wěn)”，就必須要引導有限的信貸資源投向高質量的經濟主體，有針對性地控制存在泡沫化風險的主體對融資的過度占用。為此，中央政治局會議指出：“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落實房地產長效管理機制，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與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相呼應，7月29日央行召開銀行業(yè)金融機構信貸結構調整優(yōu)化座談會，要求“合理控制房地產貸款投放……提高制造業(yè)中長期貸款和信用貸款占比”。主動引導信貸投放、促進高質量信貸增長有助于優(yōu)化融資結構，只要資金投向具有還本付息能力的主體，經濟就能夠進入“雙穩(wěn)”的良性循環(huán)。

第四，以改革提升產業(yè)基礎能力和產業(yè)鏈水平。

自去年以來，中美貿易摩擦狀況起伏不定，引發(fā)了各方擔憂。然而，冷靜思考一下，美國的貿易單邊主義行為無非是把過去一體化程度較高的全球貿易體系切割為了“三個世界”：“第一個世界”是中國和全球除美國以外的國家，“第二個世界”是美國和全球除中國以外的國家，“第三個世界”是中美之間。在前兩個世界中，關稅水平仍然是很低的，對國際貿易仍然有利；只有在第三個體系中，即中美之間目前關稅很高。從量上看，中美貿易在我國貿易總額中的占比有限，目前只有10%左右，我國與歐盟和東盟之間的貿易在我國貿易中的占比則在穩(wěn)步提升；從質上看，全球范圍內美國獨占性的技術并不多，很多歐洲國家、日本、韓國都有相關技術。由此，美國加征關稅，短期可能會給我國造成一定的困難，但也并非完全無法承受；長期反倒給我國提供了“化危為機”的動力和機遇。

具體來說，在宏觀方面，除非某個產業(yè)鏈純粹是為美國而生產，否則并不會全部移出我國，而是會形成“美國國內生產供美國，中國生產供全球(美國市場除外)”的格局。在微觀方面，則會激發(fā)我國國內企業(yè)在進口替代方面的巨大活力。以通信領域為例，在美國對中國一些通信企業(yè)發(fā)出禁令之前，我國的這些企業(yè)基本還只能算是關鍵領域的硬件公司，談不上有什么生態(tài)圈，而美國禁令發(fā)出后，迫使這些企業(yè)正式開始了為建立自己的生態(tài)圈努力。這些領頭企業(yè)的行為，直接讓國內企業(yè)看到了希望：之前無論自己如何努力，短期內都不如美國企業(yè)做得好，因而幾乎沒有獲得大量采購的機會，而現在只要能夠在國內同行中做得最好，就可獲得進入生態(tài)圈并快速成長的機會。數據也清晰顯示了這種狀態(tài)，雖然因為中美貿易摩擦的沖擊，之前我國盈利增速一直正增長的“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yè)”，其利潤同比增速自2018年11月開始跌入了負值區(qū)間，但該行業(yè)的民間固定資產投資累計同比增速卻自今年2月以來開始探底回升，持續(xù)逆勢增長，目前增速已達到22%，距2013年以來該行業(yè)民間投資最高增速28%僅有約6個百分點的差距。由此看來，中央政治局會議提出的“提升產業(yè)基礎能力和產業(yè)鏈水平”未來將大有可為。

綜上，雖然我國經濟下行壓力有所加大，但只要多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就能夠實現年內的“雙穩(wěn)”，也能夠為長期高質量發(fā)展奠定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