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群居之后，最早的財富應該是食物，多余的食物。人類與絕大多數(shù)哺乳動物不太，人類是會儲藏食物的。儲藏的本意是為了度過饑荒時期，這是人類繁衍的先決條件。也正因為如此，饑荒時代，誰擁有的食物儲備多，誰就是富有的人。

早期人類的食物無非是兩類。植物類靠采摘，肉食類靠狩獵。早先，要獲得多余食物并儲備，需要有好的體力。其后，植物可以種植，肉食動物可以養(yǎng)殖。此時要有多的食物儲備，在體力之余更需要腦力。只有身手靈活體力好而且腦子活絡的人，才可能有食物的富余。

家庭或家族內(nèi)的食物資源豐富了，便需要交換。以己所余，換己不足。物物交換，無非如此。

隨著資源豐富更加豐富，社群范圍逐漸擴大，物物交換的不便也就顯示出來。于是，貨幣就產(chǎn)生了。早期的貨幣，只不過是滿足交換職能。很多人會說貨幣應該以稀缺物為材料。其實，從物物交換的角度說，最初的貨幣理應是大眾最常用的物資，比如黍米之類。只是，易耗品不易保存，才會漸漸選擇容易保存的材料作為貨幣。金屬貨幣漸次登上歷史舞臺，一直到其后的銀本位或者黃金本位。

自從有了貨幣，人的多余勞動的收獲就有了價值。這是人與其它動物的最大差別。老虎捕食，如果這一頓吃不完，最多再吃下一頓，時間久了便腐爛無法食用了。于是，老虎也就懶得再去捕獵，閑暇還是睡大覺養(yǎng)足精神減少消耗更為有利。人則不然，在滿足自我食用的需求之余，人多余的勞動所得，可以兌換為貨幣，以備將來之需。于是，人的任何勞動就都不是無價值的了。

勤奮的人，會占有更多財富。這便成了人類公理。因為占有財富越多，則生存和繁殖的能力就越強，越能抵御災荒和不可測的未來。勤奮的基因，便一代代傳下來。

于是，貨幣，就具備了激勵人們勞動的特殊屬性。不要只說貨幣是商品，也不要說貨幣本來就是交換的。當貨幣產(chǎn)生后，它天然具備了第三重熟悉：激勵人們勞動。

在生存艱難的時代，食物是第一需要。人的一切勞動的目標，都是為了更多占有食物資源。

當食物足夠，不再匱乏，便有人從事服務于食物采集的勞動。比如，人要穿衣，人要居住，人要休閑。有的人便擺脫了食物采集的工作，轉(zhuǎn)而從事衣住行的其它輔助工作。因為有貨幣可以交換，這些活動，本質(zhì)上還是為了促進食物的采集。

大規(guī)模勞動、社會分工的形成，目標也還是為了生產(chǎn)食物。無論其它勞動如何變換花樣，其終極目標都是為了生產(chǎn)食物。所以，在有形貨幣存在的時代，貨幣所代表的財富，本質(zhì)上就是購買食物的能力。能購買的食物越多，意味著財富越多。

如果貨幣只是具有交換屬性，是為了物物交換的便利，那么，人類社會永遠不會有顯著的貧富差距。但物物交換的過程中，商人出現(xiàn)了。商人的功能便是將物資從甲地運到乙地，在交換的過程中，獲取增值的部分貨幣。

商人的出現(xiàn)，改變了財富的格局。貨幣便有了集中的趨勢。最早期的巨富，必然是商人。唯有商人，才能將貨幣聚攏，并沉淀。從這個角度說，中華民族幾乎生而具有致富之能——最早的華夏人，夏朝而后，便是商人。

后世的手工匠人（比如絲綢制品）、初級商品加工者（比如茶葉），類似于現(xiàn)在的制造業(yè)者。他們雖然努力工作，但流通環(huán)節(jié)是一個巨大障礙，歸根結底還是要依賴商人。所以，范蠡才會成為中國的財神。范蠡之后的中國巨富，大抵也以經(jīng)商者居多。從呂不韋到陶朱公范蠡再到沈萬三、胡雪巖。

由是，中國的經(jīng)濟學，便從重農(nóng)主義（認為農(nóng)業(yè)是一切財富的基礎）轉(zhuǎn)向重商主義（提倡出口反對進口），再到其后的凱恩斯時代的財富論。

但是，這個變化的過程是痛苦的。無論是重農(nóng)主義還是重商主義，最后都會落到一點：商品交易的過程，必然導致兩極分化，貨幣向少數(shù)人集中，這少數(shù)人再將貨幣藏之若谷，結果市面上貨幣匱乏，由此出現(xiàn)社會問題。當兩極分化極其嚴重的時候，必有社會動亂產(chǎn)生，改朝換代必不可少。

要理解貨幣匱乏而導致的改朝換代，很簡單：貨幣是可以激勵人們生產(chǎn)和勞動的，當社會上貨幣流通不足的時候，人們失去生產(chǎn)的積極性，為了生存轉(zhuǎn)而革命，于是，社會大亂。

所以，實物貨幣時代，不管是以什么作為本位幣，只要有商品流通，只要有商業(yè)行為存在，最后勢必導致貨幣集中于少數(shù)人手中，市面流通的貨幣嚴重不足，以至于窮苦人無有退路只能造反求生存。

凱恩斯修正了古典經(jīng)濟學的理論。他認為，投資理應等于儲蓄，但由于人們的儲蓄天性，比如導致儲蓄大于投資。此時，社會的總收入和總產(chǎn)出不平等了。經(jīng)濟危機就會產(chǎn)生了。為此，他主張，政府應該通過調(diào)節(jié)利息率等方式，刺激社會投資。只有投資與儲蓄匹配，經(jīng)濟才會繼續(xù)保持良性發(fā)展的勢頭。于是，政府便成了天然的擴大投資的主體，而其手段是加大貨幣供給量（放水）。

事實上，如果我們換一個角度去看，政府加大投資，不就是擴大貨幣投放嗎？當貨幣投放增加的時候，不就是激勵再生產(chǎn)嗎？當生產(chǎn)增加的時候，經(jīng)濟不就會繼續(xù)增長了嗎？

如此，凱恩斯所利用的，不就是貨幣的“激勵屬性”嗎？

如果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則適當?shù)呢泿磐斗牛褪菫榱舜碳と藗償U大再生產(chǎn)，就是為了讓人們在社會實踐中投入更多勞動，由此，則可以促進經(jīng)濟增長。

說白了，適當?shù)呢泿欧潘康氖菫榱私?jīng)濟的增長。

如果明白了這層意思，誰還會再對央行善意的放水提出質(zhì)疑呢？2009年的四萬億的計劃，難道不應該贏得喝彩和掌聲嗎？既如此，1993年以來的中國M2持續(xù)增長，難道不應該得到肯定和贊許嗎？

在實物貨幣時代，無論中央政府如何協(xié)調(diào)、無論實施怎樣的宏觀調(diào)控政策，都無法阻擋貨幣向少數(shù)人集中的趨勢。而一旦這種趨勢形成，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社會動蕩。

二戰(zhàn)之后，布雷頓森林體系將美元與黃金掛鉤，本質(zhì)上是沒有改變貨幣的歷史規(guī)律的。所以，這個體系維持了不足30年就崩潰了。崩潰恰恰意味著新生，從此，世界上的貨幣再無束縛，可以按照自己國家的經(jīng)濟發(fā)展狀況而發(fā)行貨幣，人類歷史的面貌從此為之一新。

天下大勢，唯美獨尊。美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強國的時候，美元便成為世界上的商品等價物，這種虛擬的貨幣卻具有了歷史上與貴金屬相類似的屬性。那個時候，美元雖不與黃金掛鉤，卻等價于黃金。是為“硬通貨”。

大國崛起，中華復蘇。此時，中國手里的美元紙幣還是不是財富呢？值得商榷。如果，中國手里的美元是為了購買原油、鐵礦石、芯片而存在，則就仍具有物物交換的屬性，美元就是財富。但是，如果美元是用來購買對方國家的土地、房屋甚至服務，美元就成為消耗財富的鴉片。

在中國崛起的過程中，多余的美元根本沒有必要。央行早期的鼓勵外匯流出，即出于此種考慮。但是，如果外匯不是去購買對方的資源運回國內(nèi)，而是去購買對方的固定資產(chǎn)留在當?shù)鼗蛘呦挠诋數(shù)氐姆眨蔷妥兂闪俗兿嗟呢敻粨p失。

此時，外匯管制就顯得分外必要。

中國外匯管制的目標，在于外匯僅用于購買對方國家的資源，其目的在于擴大本國的生產(chǎn)。此時，本國的“生產(chǎn)能力”就是天然的財富。

所以，中國的過剩產(chǎn)能，其實是寶貴的財富，問題在于如何發(fā)揮這種財富的價值，讓它為國人帶來更多財富。

一旦過剩產(chǎn)能的毛病得到根治，每一分的產(chǎn)能都代表著新的財富。能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生存下來的企業(yè)，它的產(chǎn)能就都是寡占時代的財富，會獲得超額收益。

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當美元霸權逐漸衰落，世界亟需新的貨幣等價物，它需要的最基本條件是生產(chǎn)規(guī)模足夠大、經(jīng)濟體規(guī)模足夠大、貨幣價值也因此而足夠大。世界第一第二大經(jīng)濟體責無旁貸，要站到歷史的舞臺上。中國，便在此時脫穎而出，這是時代賦予的歷史性使命。

當中國的貨幣具有了硬通貨的屬性，享受鑄幣稅優(yōu)惠50年幾乎是必然的。這50年，才是見證大國崛起的時代。

當此之時，中國的，便是世界的。無論是生產(chǎn)還是科研，無論是文化還是藝術，無論是金融還是投資。中國的，就是世界第一的。

這需要我們有能夠擔當?shù)念^腦、思路。智慧加勤奮，必不可少，是中國人的標志。

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2049年的時候，腰板挺直一些，說，我們回來了。兩千年歷史中的領跑者，重新回到世界的舞臺了。這就是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