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制度的設計是為了保證品種推出后能穩(wěn)定有效地運行，從整體上來看，交易制度主要為了實現(xiàn)以下三個方面的目的：一是流動性，即合約能以合理的價格迅速成交一定數(shù)量的能力；二是有效性，即市場信息能準確、及時并充分反映到合約價格上來；三是穩(wěn)定性，即交易系統(tǒng)有足夠的能力高效地處理危機及各種特殊情況，保證交易能連續(xù)、正常地進行。

交易制度設計的本質是為了在幾個目標中進行協(xié)調，以達到最優(yōu)市場狀態(tài)。因此，在設計交易制度時，不僅要考慮不同交易制度本身的優(yōu)劣性，還需要考慮標的合約的特性，確定交易制度是否適合即將推出的品種合約。當前市場對交易制度基本都以價格形成方式進行劃分，主要又分為競價制度與做市商制度。

從流動性來看，在競價制度下，交易活動集中到交易中心，通過電腦撮合，這減少了交易的中間環(huán)節(jié)，從而能有效地節(jié)省交易成本，在市場較活躍的情況下能夠保證市場有序高效地進行。然而，當交易比較清淡，供求不均，或出現(xiàn)突發(fā)事件，單邊市場出現(xiàn)時，交易將無法進行，此時便需要做市商來充當交易對手，提供流動性。

從有效性來看，當投資者較理性，并能迅速根據(jù)市場信息做出反應，準確調整相應報價時，競價制度能使投資者根據(jù)市場公允價格成交，保證市場有效公平地交易。然而，當市場處于非理性狀態(tài)，或投資者不具備調整報價能力時，市場價格可能會長期大幅偏離合約真正價值，此時需要做市商依據(jù)其專業(yè)分析，給出合理報價，保證市場價格的有效性。

從穩(wěn)定性來說，主要體現(xiàn)在交易系統(tǒng)對交易的保障方面，從這一技術層面來看，不管是競價制度還是做市商制度，都可以通過一定的投入與測試達到該目的，兩類制度沒有明顯區(qū)別。

從以上比較可以看出，競價制度與做市商制度能在不同情況下發(fā)揮作用。交易制度本身并不存在問題，但是否適合股指期權交易還需要比較期權自身的交易特點。

首先，股指期權作為比期貨更加復雜的一類衍生品，由于其定價復雜，對普通投資者來說，目前對它的認知有限，可能一開始無法準確地利用市場信息報出合理價格。

其次，由于股指期權具有高杠桿性，很容易在市場中形成投機氛圍，使市場出現(xiàn)羊群效應等非理性情況，因此，在股指期權推出的初期，如果單純采用競價機制可能會使合約價格偏離價值，需要利用做市商的專業(yè)背景引導市場進行有效定價。

最后，股指期權作為一個新品種，推出初期不確定性較大，若由于參與較少導致供求不均，競價機制將無法為市場提供足夠的流動性，此時仍需要做市商通過做市提供流動性的同時也更好地推介該品種。因此，從有效性及流動性的角度來看，在我國股指期權推出的初期，做市商制度更加合適，在推出一段時間，待市場更加成熟之后，引入競價機制對市場來說是更加高效與經濟。

從國際期權市場來看，2013年，全球場內期貨與期權交易合約量達216.4億手，與2012年相比增加了2.1%，其中股指合約占比達24.8%，僅次于個股合約。據(jù)FIA統(tǒng)計，2013年全球84家交易所成交的期權合約數(shù)量達94.3億手，與2012年相比減少了6.8%。

減少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2012年占全球交易量第一的韓國Kospi 200指數(shù)期權合約的成交量的巨幅縮減。2012年，Kospi 200指數(shù)期權合約成交量為15.8億手，而2013年則減少到5.8億手，減少了近三分之二。這主要是源于韓國當局為了減少衍生工具的投機性行為，將Kospi指數(shù)期權合約乘數(shù)增至之前的5倍。而如果將不考慮這一合約，全球場內衍生品成交數(shù)量增幅將為7.4%。

從全球股指期權合約交易量排名情況可以看出，由于韓國、印度等的成功，股指期權市場主要集中在亞洲。這些市場與我國的情況更接近，因此它們的經驗對我國即將推出的股指期權來說，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在排名前8位的合約中，除了NSE和韓國的股指期權以外，其余合約均引入了做市商制度。對于NSE的CNX Nifty期權合約來說，其合約規(guī)模最小，市場上存在較多高頻交易的流動性交易者，對韓國交易所的Kospi 200期權合約來說，由于韓國期權市場進入門檻低，投機炒作氛圍較濃，早期全市場70%以上的交易量均由個人客戶創(chuàng)造，因此這兩個合約得以在沒有引入做市商制度的情況下順利運行。而對于大多數(shù)合約來說，由于期權交易的特殊性，做市商制度的引入對品種推出后是否能合理運行有著較大的影響。從國際慣例上來看，對于一般股指期權交易中引入做市商制度是必經之路，而當股指期權交易本身較活躍時，競價交易仍是有效的交易制度。

結合交易制度的比較與國際慣例來看，在我國股指期權推出的初期引入做市商制度既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然而在品種發(fā)展一段時間之后，將做市商制度與競價制度相結合是一種更為高效且節(jié)省成本的做法。

對全球大多數(shù)股指期權掛牌的交易所來說，實行的并不是單一的做市商制度，而是做市商制度與競價制度相結合的混合交易制度。例如EUREX和TAIFEX采取的均是競價制度與競爭性做市商制度相結合的交易制度。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建議：對我國股指期權來說，在產品推出初期，宜采取以做市商制度為主的交易制度。當產品運行平穩(wěn)，本身交易相對活躍之后，逐步引入競價制度，實行混合交易制度更為高效。

做市商在提供流動性的同時自身需承擔一定風險。由做市商本身的定義來看，其作用主要是在市場無報價，一般投資者不愿意進入交易時，向市場提供報價并與投資者達成協(xié)議，而在市場本身活躍時，其作用有所減弱，此時買賣價差所提供的利潤也會減少。因而，如何對做市商進行利益補償，使其保持做市意愿便顯得較為重要。

在股指期權推出初期，市場采取純粹做市商制度時，做市商對合約具有絕對的定價權，它們通過設置合理的買賣價差，從而彌補其承擔的風險。然而當?shù)搅撕笃诤霞s發(fā)展成熟，引入競價制度之后，做市商的報價將與投資者報價一起按“價格優(yōu)先”的原則進行競價交易，此時容易出現(xiàn)兩種情況：當市場流動性不足，雙邊報價明顯無利可圖時，做市商為了履行義務不得不報價，從而承擔一定風險；當市場活躍，雙邊報價有利可圖時，其他投資者通過比做市商更低的買賣價差搶走做市商的贏利機會。這兩種情況就導致做市商權利義務明顯不對等，從而使其做市意愿被削弱，不利于市場有效運行。

交易所應采取相應措施對做市商進行利益補償，主要可包括以下幾種措施：一是交易費用減免，當做市商達到預設標準時，可部分甚至全部免除其交易費用；二是極端情況義務豁免，當市場出現(xiàn)極端行情時，可適當豁免做市商的做市義務；三是相同情況下做市商報價優(yōu)先；四是大宗交易便利及成交報告延遲。做市商盈利的重要途徑之一就是大宗交易，故適當為其大宗交易提供便利，允許延遲信息披露義務也是對其利益補償?shù)拇胧?/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