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喬治·索羅斯
出版社：海南出版社

本書簡介

1997年的金融風暴，罪魁禍首就是索羅斯。本書以日記形式記錄著那些不平常的日日夜夜。同時，我們還能看到，索羅斯不單是一位投資領域的頂尖高手，同時也是一位思想者。他用他的行動踐行著他的思想。

《金融煉金術》是自《股票作手回憶錄》之后又一部具有永恒價值的投資指南。 　　——保羅·瓊斯

一部偉大的著作，你可以從中了解當代最成功的投資家是如何進行投資決策的。精彩絕倫! 　　——華爾街日報 　
　
令人激動不已，索羅斯是大師級的人師，……披露了近年來金融市場的游戲規(guī)則……只有索羅斯才能塒如此復雜的事態(tài)做出透徹的分析。 　　——Esquire

一部講鷹形式的投資讀物……應該逐句、逐段、逐頁地蒯讀，反復咀嚼其中的每一個概念……索羅斯是有史以來最出色的職業(yè)投資家……很可能還是當代最杰出的市場分析家。 　　——B·M·比格，摩根·斯坦利

作者簡介

喬治·索羅斯也許是有史以來知名度最高和最具傳奇色彩的金融大師。1993年，他利用歐洲各國在統(tǒng)一匯率機制問題上步調(diào)不一致的失誤，發(fā)動了拋售英鎊的投機風潮，迫使具有300年歷史的英格蘭銀行（英國中央銀行）認虧出場。1997年2月，他旗下的投資基金在國際貨幣市場上大量拋售泰銖，這一行動被視為是牽連極廣、至今尚未平息的東南亞金融危機的開端。當然，索羅斯也并非無往而不勝。

在1987年美國股災中，索羅斯虧損4-6億美元，而他在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中的虧損更高達30億美元之巨。盡管如此，他所經(jīng)營的量子基金并未因損失慘重而清盤，索羅斯也一如既往地在紐約中央公園旁的辦公室里評判市場，不斷發(fā)表令市場為之震顫的獨家觀點。

書摘:

        《金融煉金術》導論

        可以說，這本著作是我生命歷程的寫真。它不僅論及了許多我本人最持久的興趣，同時還融匯了我的思想發(fā)展的兩條主線：抽象和務實。抽象的線索發(fā)端于先。我對抽象問題的強烈興趣萌生于自我存在的意識開始覺醒的時候，當時我將理解行為本身看成是所要理解的中心問題，然而理解自我——gnote aucton；nosce te ipsum①——只是一種奢望，這是因為，要獲得某種類似于知識的東西，至少要能夠在主觀和客觀之間做一界定，但就理解自我這一問題而論，兩者卻是一體的。思維活動本身就是思維對象的一部分，從而思維活動缺乏獨立的賴以裁定的參照點——即缺乏客觀性。在大學里我攻讀經(jīng)濟學，但經(jīng)濟學理論帶給我的惟有失望。它非但未能解決前述問題，反而百般掩飾，避之猶恐不及，其原因在于經(jīng)濟學渴望成為科學，而科學是被設定為客觀的。如果承認經(jīng)濟學的研究對象——經(jīng)濟過程的參與者——缺乏客觀性，則經(jīng)濟學的科學性將是難以成立的。

　　 當時我深受卡爾·波普爾關于科學方法的觀點的影響，我接受了其中的大多數(shù)，但有一個主要的觀點例外。他竭力主張所謂的“方法論統(tǒng)一”①，即適用于研究自然現(xiàn)象的方法和標準同樣也適用于社會事件的研究，而我卻認為這兩者之間有一個根本的區(qū)別，社會科學所研究的事件包含思維參與者，而自然現(xiàn)象則沒有。由參與者的思維活動所引發(fā)的問題在自然科學研究中沒有對應者，最相近的類比是在量子物理學中，科學觀測受到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的約束，但在社會事件中，構成不確定的要素的，是參與者的思維本身而不是外部觀察者的干擾。自然科學的研究對象構成了一系列的事實，如果在這一系列中出現(xiàn)了思維參與者，研究的內(nèi)容自然不再局限于事實，還應該包括參與者對事實的認知（perception）。在這里，因果鏈并不是直接從事實導向事實，而是從事實到認知，再從認知到事實。如果在事實和認知間存在某種對應（correspondent）或等價關系的話，這當然不至于會產(chǎn)生任何難以克服的障礙，不幸的是這種假設無法成立，因為參與者的認知所涉及的不是事實，而是一種本身取決于參與者認知的情境，因此不能看作是事實。

　　 經(jīng)濟學理論引進了理性行為的假設企圖避開這個問題，它假定人們可以在有效待選項中作出最佳選擇，但是作為認知的待選項與事實之間的區(qū)別卻莫名其妙地被取消了，其結果是一種極其優(yōu)美的酷似自然科學的理論結構，只可惜不切實際。在理想世界中，參與者擁有完備的知識，從而產(chǎn)生資源最優(yōu)配置的理論均衡，但在真實世界中，存在的只是不完備的理解和無可企及的均衡，兩者風馬牛不相及。

　　 參與者的理解與所參與的情境之間的關系問題，在我大學畢業(yè)之后很久仍然盤旋在我心頭，盡管謀生是第一要務，但在業(yè)務時間里我還是寫了一篇題為《意識的重負》的哲學論文來討論這一主題，遺憾的是，除了標題之外，全文乏善可陳，文章完成之后，我又否定了自己的表述。接著我花了三年時間繼續(xù)修改，直到有一天我重讀自己前日所寫下的東西卻茫然不知所云，這表明我的研究已經(jīng)走入死胡同，于是我放棄了努力，從那以后，務實的稟性開始支配我的智力發(fā)展方向。

　　 ① 拉丁語，意即理解自我

　　 ① 卡爾·波普爾：

　　 《歷史決定論的貧困》， 130 頁 KarlR.Popper，The Poverty ofHistoricism（London：Routledge ＆ Kegn Paul，1957）.P

　　 假如一定要總結我的務實經(jīng)驗，我愿意用一個詞來概括：生存。在我還是少年的時候，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就已經(jīng)給了我一個永生不忘的教訓。我很慶幸自己有一位對生存藝術極為內(nèi)行的父親，他身為潛逃的戰(zhàn)俘熬過了俄國革命時期的艱苦生活。在他的教導下，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成為我孩提時代的高等教育課程。讀者將會看到，二三十年后我創(chuàng)立投資工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我青年時代所學到的生活技巧。

　　 離開大學后我經(jīng)歷了多次不明智的嘗試，最后成為一名國際股票套利商，先是在倫敦，后來在紐約。1957年歐洲共同市場形成時，美國投資者對歐洲的股票頗感興趣，我作為一名股市分析員向美國的機構提供在歐洲投資的建議，在一個短時期里，我仿佛就是盲人群中的獨眼國王。此后，肯尼迪總統(tǒng)引入了所謂利益平均稅，在有效地遏制了外國股票的購買交易的同時，也給我的輝煌成績劃上了句號。我決定將賺錢之心暫且按下，從1963年至1966年，我花了三年的時間修改《意識的重負》。

　　 最終，我還是決心回到謀生場中，并于1969年開辦了一種典型的資產(chǎn)組合業(yè)務（model portfolio），經(jīng)過發(fā)展又成為一項對沖基金（Hedging fund， 一種采用杠桿手段并結合各種對沖技術的共同基金。——譯者）。此后我一直執(zhí)掌該項基金，盡管在1981年9月至1984年9月期間，我將大部分管理責任委托給了其他人。這項基金從大約400萬美元增長到近20億美元，并且其增長大部分都是內(nèi)部生成的，原始投資商目睹他們的股份增值了300倍，投資基金創(chuàng)造了無與倫比的績效。

　　 在經(jīng)商生涯的頭十年里，我?guī)缀跤貌坏皆诖髮W里所學到的任何東西，實際活動和理論興趣近于完全脫節(jié)。事實上，在股票出售和交易的游戲中，我并沒有將真正自我投入其中。

　　 當我成為一名基金經(jīng)理之后，情況就完全不同了，金錢的投向關系到自己的飯碗，我再也無法超然于投資決策之外，不得不努力開掘全部的智力資源，不料抽象的技能居然大擅勝場，令我喜出望外。當然，如果將成功歸之于抽象的觀念，也許言過其實，但由此而確立了優(yōu)勢則是無可置疑的。

　　 我發(fā)展了一種獨特的投資策略，完全不合乎流行的觀點。公認的看法是認為市場永遠是正確的——市場價格傾向于對市場未來的發(fā)展作出精確的貼現(xiàn)，即使這些發(fā)展的性質(zhì)并不清楚。我則從相反的觀點出發(fā)，我確信，就市場價格表達未來偏向的含義而言，市場總是錯的，但是失真在兩個方向上都起作用，不僅市場參與者的預期存在著偏向，同時他們的偏向也影響著交易活動的進程，這有可能造成市場精確地預期未來發(fā)展的假象，可事實上不是目前的預期與將來的事件相符合，而是未來的事件由目前的預期所塑造。參與者的認知的缺陷是與生俱來的，有缺陷的認知與事件的實際過程之間存在一種雙向的聯(lián)系，這導致兩者之間缺乏對應，我將這種雙向聯(lián)系稱為“反身性”（reflexivity）。

　　 在投資活動中，我發(fā)現(xiàn)金融市場的運作依據(jù)有點接近于自然科學的方法，作出一項投資決策就像是系統(tǒng)地陳述一個科學假說并將其付諸實際檢驗，主要區(qū)別在于構成投資決策基礎的假說是為了嫌錢，而不是建立一種普遍的概括。兩項活動均涉及有意義的冒險，成功則帶來相應的回報——金錢的或科學的。采取這種觀點就有可能把金融市場看成是檢驗假說的實驗室，

　　 盡管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實驗室，其真諦在于，成功的投資是一種煉金術。大多數(shù)市場參與者并不以這種眼光來看待市場，這意味著他們不知道正在檢驗的假說是什么，還意味著大多數(shù)付諸市場檢驗的假說都是相當平庸的，通常不超出某一特殊股票的收益將會超出市場平均值之類斷言的范圍。比起其他投資商，我具有某種優(yōu)勢，因為我至少對于金融市場的運作方式擁有自己的見解，然而，如果我聲稱總是能夠根據(jù)自己的理論框架構造有價值的假說，那就是在說謊。有時并不存在反身性過程，有時我又未能覺察，此外，最令人痛心的是，有時我搞錯了，往往在缺乏合用假說時卻不得不介入投資，其效果自然無異于隨機漫步了。幸運的是我在金融市場中與反身性過程很合拍，我的主要成功就來自于利用反身性過程所呈現(xiàn)的機會。

　　 我所采用的市場方法并不像聽起來那樣抽象，它呈現(xiàn)為一種帶有強烈個人色彩的形式：檢驗與痛楚，成功與快慰緊密相聯(lián)。當我斷言“市場總是有偏向的”時，我只是在表述一種深深感覺到的心態(tài)，我極為藐視職業(yè)投資商的所謂精明，我認為，他們的地位越有影響力就越不可能作出正確的決策。我和合伙伙伴在拋售眾人看好的股票賺錢時頗有些幸災樂禍，但對于自身的行為，我們的態(tài)度卻存在著分歧，他只承認其他參與者的觀點是有缺陷的，而我則認為我們自己犯錯誤的可能同別人一樣多。有關人類的認知存在先天缺陷的假設，與我的自我批判的態(tài)度是相吻合的。

　　 對沖基金的操作最充分地得益于我所經(jīng)受的生存訓練。情況良好時，使用杠桿方法可以獲得第一流的收益，但交易過程不合預期時也會毀掉你。最難的事情之一是判斷安全的風險水平，沒有普遍有效的標準，每一種情境都要根據(jù)它本身的價值來判斷，總之，你必須依靠自己的生存本能，這樣，對沖基金的管理業(yè)務就把我的抽象興趣同實際技能結合起來了。

　　 在金融市場的游戲中我并不遵守某一套特定的規(guī)則，我更感興趣的是弄清游戲規(guī)則的變化。開始是與個別公司有關的假說，隨著時間的推移，我的興趣愈加轉(zhuǎn)向宏觀經(jīng)濟的主題，這部分地歸因于基金的增長，部分地歸因于宏觀經(jīng)濟環(huán)境日漸加深的不穩(wěn)定性。例如，匯率直到1972 年以前都是固定的，但后來卻成為投機者的賺錢天堂。

　　 最近四五年來我越來越強烈地意識到迫在眉睫的金融災難，我認為，長期的擴張周期正變得日益不穩(wěn)定并且無法維持下去，我們要做好衰退的準備，這也是我在1981 年遠離基金主要管理工作并全面減少其敞口（exposure）①數(shù)量的原因之一。我的興趣從個人的生存轉(zhuǎn)移到整個經(jīng)濟體系的生存，我對國際債務問題進行了一番研究，發(fā)表了幾篇論文，其中應用的理論框架同我的投資活動是一致的，這些分析當然不是毫無見地的，不幸的是，體系越復雜也就越容易出錯，分析中的某些差錯損害了預言的準確性，這些差錯也對我的投資活動產(chǎn)生了有害的影響，直到在本書撰寫過程中我才修正了自己的觀點。

　　 金融市場上的成功激發(fā)了我心中的渴望，要以理論的形式表述這些思想。我一直珍愛這樣的幻想：反身性概念將為理解我們生活的世界作出突出貢獻。我相信，參與者的偏向是理解有思維參與者介入的所有歷史過程的關鍵，就像遺傳和變異是生物進化的關鍵一樣。但我總無法滿意地將反身性理論表達出來，當試圖給出所謂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的定義時，我總是陷入困(① 又譯受險，指交易商所設立的未經(jīng)套頭保護的風險頭寸。)境。要確切地討論認知的歪曲，就必須知道在參與者的認知介入之前，情況究竟是怎樣的，不幸的是，這似乎是不可能的，因為參與者的思維是他們必須思考的情境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反身性概念的極端困難并不奇怪，如果這是一個容易應用的概念，經(jīng)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也不至于煞費苦心將其排除在學術研究之外。

　　 本書是探索反身性概念理論含義的最后嘗試，我力圖從相反的方向接近這一主題，從而繞過以前所遇到的困難，盡可能依靠實驗結果和實際發(fā)現(xiàn)去解決這一問題，以免陷入抽象理論的泥淖，當然，完全避開抽象的討論是不現(xiàn)實的，但我已將其限制在一章的篇幅里。在討論實際含義時，我將從最簡單的事例開始，漸次述及較為復雜的，這個步驟巧合于我在實踐中認識反身性過程的歷史順序：先是股票市場，其次是貨幣市場和國際債務問題，最后是所謂的信貸周期。

　　 股票市場提供了繁榮與蕭條模式的一些純粹的例證，自由浮動的匯率允許我探索完善的波動模式，國際銀團貸款的繁榮與蕭條是更為復雜的信貸擴張及最終的信貸緊縮的歷史過程的一部分，這就產(chǎn)生了我稱之為“里根大循環(huán)”的輪廓。它的極盛期從1982 年的國際債務危機一直持續(xù)到1985 年的上半年，但是它天生就是不穩(wěn)定的，如何解決這種不穩(wěn)定性是本書考慮的主要問題之一。

　　 實驗方法產(chǎn)生了出乎意料的成果，寫作過程中我作出了兩大發(fā)現(xiàn)：一個是信貸與抵押之間的反身性關聯(lián)，另一個是管制者與管制對象之間的反身性關聯(lián)。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假設貨幣定價是真實世界發(fā)生的事件的一種被動反映。古典經(jīng)濟學專注于真實的世界而忽略與貨幣和信貸有關的問題，甚至凱恩斯也用真實因素表達他的一般理論，貨幣主義者們試圖把這個關系倒置過來，他們宣稱控制貨幣供應的增長就可以控制通貨膨脹。

　　 在我看來，所有這些觀念在根本上都是錯誤的，貨幣定價并不是真實世界中事件的簡單反映，定價是對交易過程施加影響的一種積極的行為。貨幣現(xiàn)象與起初真實事件以一種反身性的方式相關聯(lián)，即彼此相互影響，反身性關系在信貸的運用和濫用操作中最顯著地表現(xiàn)出來。貸款是以貸方對借方履行債務能力的評價為基礎的，對抵押貸款的評估被設想為是獨立于貸款行為的，但事實上貸款可以影響到抵押物的價值，無論對于個別經(jīng)濟領域還是作為整體的經(jīng)濟這一看法都是適用的。信貸擴張刺激了經(jīng)濟并提高了抵押品的估計價值，收回貸款或緊縮信貸的負面影響既不利于經(jīng)濟也不利于抵押品的估價。信貸與經(jīng)濟活動的聯(lián)系絕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用于建立新工廠的貸款與用于杠桿收購的貸款的經(jīng)濟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其結果是難以將信貸與經(jīng)濟活動之間的聯(lián)系定量化，然而忽視這一點無論如何總是錯誤的，貨幣主義者這樣做了，其后果被證明是災難性的。貸款行為和抵押品估價之間的反身性相互作用啟發(fā)我設計出一種模式：一個時期的逐漸的、緩慢的加速增長的信貸擴張之后是一個短期的信貸緊縮——典型的繁榮和蕭條遞嬗。蕭條在時限上被壓縮了，因為清償貸款的努力引起抵押品估價的驟然下降。

　　 繁榮與危機為經(jīng)濟史綴上了一個個標點。當然，信貸周期的概念過于簡單，不能解釋事件的過程。一則，信貸和經(jīng)濟之間的聯(lián)系太模糊而且易變，無法導出一種規(guī)范的模式；二則，事件的進程受經(jīng)濟政策影響而變得極為復雜。周期性蕭條破壞力太大，人們已經(jīng)做出了最大的努力以預防其發(fā)生，這些努力導致了中央銀行及其他控制信貸和調(diào)控經(jīng)濟活動的機制的逐步形成。要弄清管制人員的作用，必須認識到他們也是參與者，理解的不完備性也是他們所固有的，此外他們的行為往往會產(chǎn)生意料不到的后果。管制人員與作為管制對象的經(jīng)濟的之間關系是反身性的，不斷地從一個極端擺向另一個極端，在這個意義上它本身也呈現(xiàn)出周期性的特征。

　　 在管制周期和信貸周期之間存在著什么樣的聯(lián)系呢？在這個問題上，我的觀點變得非常沒有把握，我認為這兩個周期在時間上大致重疊，管制的下限傾向于和信貸擴張的上限相對應，反之亦然。除了在時間順序上的表面一致，這兩個周期之間還存在著不斷的相互作用，影響著兩者各自的形態(tài)和持續(xù)時間，在兩個周期的相互作用下形成了一條無法拼湊成任何規(guī)律性或重復性模式的獨特軌跡。

　　 我盡力把這個復雜的試驗性的框架用于解釋最近的經(jīng)濟金融史，毋庸置疑，許多因素在其中發(fā)揮了作用，但我關注的焦點在于信貸和管制的循環(huán)周期。討論的主要題目有：銀行業(yè)務從強管制向弱管制的轉(zhuǎn)變，國際貸款的繁榮與蕭條，兼并熱以及國際資本流動。

　　 直到1982 年，經(jīng)濟還呈現(xiàn)出一派相當明顯的繁榮和蕭條交替的景象，1982 年之后，局勢變得非常復雜了，如果聽任交易活動自行發(fā)展，70 年代失控的信貸擴張也許會導致令人不快的結果，正因為其后果將是如此災難性的，金融當局被迫出面救援并成功地避免了一次危機，從那時起，我們一直是在沒有海圖的水域里穿行。高度繁榮早已耗盡了自身的力量，可是為了避免一次大蕭條，它的生命周期被人為地延長了。

　　 我努力追溯事件經(jīng)過的獨特歷程：為保全不斷惡化的國際債務，形成了我稱之為“集團”的貸款體制，最終，作為“最后的貸款人”，美國政府不得不出面解決危機。這兩者都是史無前例的變化，由此產(chǎn)生了一個奇特的現(xiàn)象，我稱之為大循環(huán)：即以堅挺的美元、強勁的美國經(jīng)濟、不斷增長的預算赤字、持續(xù)增加的貿(mào)易赤字和高實際利率為基礎，在世界范圍內(nèi)出現(xiàn)了位于經(jīng)濟體系中心的良性循環(huán)和周邊經(jīng)濟的惡性循環(huán)。大循環(huán)把國際經(jīng)濟制度和金融制度結合起來，但它卻具有先天的不穩(wěn)定性，因為堅挺的美元和高實際利率注定會壓倒預算赤字的刺激效果，進而削弱美國經(jīng)濟，大循環(huán)不可能無限期地持續(xù)下去，接下來又會發(fā)生什么情況呢？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從1985 年起我進行了一項實驗，我堅持寫日記，以實時為基準把投資決策中涌現(xiàn)出的想法都記錄下來，由于在思考中我將大循環(huán)的前景視為問題的中心，并應用了本書所發(fā)展的框架。毫無疑問，這項實驗同時也是對我的預言能力的檢驗。從投資績效方面說，實驗結果成績驕人——基金創(chuàng)下了歷史上最好的業(yè)績，它還產(chǎn)生了一個令人驚訝的結果：實驗結束時我對未來的看法同開始時完全不同了。

　　 首先，我假定存在著良性循環(huán)走向自身反面的危險，疲軟的美元和疲弱的經(jīng)濟聯(lián)合作用，將迫使利率高于應有的水平。由于缺乏進一步的貨幣或財政刺激的空間，經(jīng)濟和美元二者的同時下跌將是無法挽回的，出乎意外的是，貨幣當局的干預再次挽救了這一局面，自由浮動的匯率制度轉(zhuǎn)向“骯臟浮動”，緩沖了美元的跌勢，在較低的利率和繁榮的金融市場的支持下，經(jīng)濟免于滑入衰退，我們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我略帶調(diào)侃地將其描述為“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

　　 可以看出，本書試圖同時達成幾個目標，它不僅提出一個一般性理論——反身性理論——同時還提出了另一個特殊的理論，即信貸和管制的循環(huán)理論。后者只是一些不成熟的想法，不宜稱之為理論。盡管如此，我仍然嘗試應用它來解釋當代的歷史過程并做出預言，同時，我就反身性現(xiàn)象在解釋和預言之間的根本區(qū)別提供了一個實證證據(jù)。此外，我還試圖透過分析得出幾個一般性的結論，首先，信貸——而不是貨幣——至關重要（換言之，貨幣主義是錯誤的觀念體系）；第二，普遍均衡的概念與現(xiàn)實世界毫無關系（換言之，古典經(jīng)濟學的努力是徒勞的），金融市場的天性就是不穩(wěn)定；由此又引出第三個觀點，表述為一個問題，為重建經(jīng)濟體制穩(wěn)定性所要求的政策手段是什么？

　　 如果每次只討論一個問題，也許在表達上更容易理解，遺憾的是無法做到這一點，因為各個觀點之間存在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如果反身性理論已經(jīng)廣為人知，可以將其視為當然而集中探討信貸和管制的周期，同樣，如果金融市場所固有的不穩(wěn)定性已經(jīng)成為共識，我也無需花費大量時間來說明經(jīng)濟理論中均衡概念的完全不切合實際，凡此種種都迫使我不得不同時討論若干問題，差別只在多少而已。

　　 更糟的是，本書甚至不是一件成品，開始寫作時，我以為反身性理論已經(jīng)形成，困難的只是它的表述，當我試圖將理論應用于各種情況時，我發(fā)現(xiàn)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嚴整的理論。參與者的偏見在歷史事件中發(fā)揮著重要的因果作用，這一思想既有用又有趣，但它過于概括了，不適于用作解釋和預言事件發(fā)展的進程；我所建立的繁榮和蕭條模式適用于某些發(fā)展過程，但對另一些就不適用了，將每一個起初自我增強而最終自我消減的發(fā)展過程一律嵌入這個模式的做法可能導致嚴重的歪曲，我覺得自己像是那些用圓和半圓來描述行星的橢圓運動軌道的早期天文學家，惟一的區(qū)別是反身性事件的軌道從一開始就是不規(guī)則的。

　　 我的幻想是提出一種反身性理論的通論，來解釋80 年代的大蕭條，一如凱恩斯的《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解釋了30 年代大蕭條一樣，然而事實是大蕭條并未發(fā)生，所以我也就沒有提出通論。我所擁有的只是一種方法，它有助于解釋目前金融體系的不穩(wěn)定狀態(tài)。它對于事件過程的解釋不同于我們歷來所熟悉且鐘愛的自然科學，原因很簡單，反身性過程無法以這種方式來解釋和預言。有必要發(fā)展另外的方法，本書就是這樣的一種嘗試，所以最好將其視為發(fā)現(xiàn)過程的一部分而不是最終的成品。

　　 最后完成的就是這樣的一部繁難的著作，當然，我可以向讀者保證，本書中的其余部分再也沒有比導言更紛繁的內(nèi)容了。艱深的課題迫使我的思路復雜化，但我也可以為自己辯護，思考的復雜性相當好地反映了金融市場的復雜性，誠如歷時實驗的投資績效所證明的那樣，因此，至少在表面上有充分的理由任我鋪陳，我將盡量不濫用這個特權。

　　 接下來介紹一下本書的結構。第一部分提出理論。第一章泛論反身性概念，探討認識反身性現(xiàn)象的困難，特別指出自然科學規(guī)律特有的解釋與預言之間的對稱在這里是不可企及的，接下來的三章將理論應用于金融市場，第二章涉及股票市場，第三章涉及貨幣市場，第四章概述信貸和管制周期。

　　 第二部分試圖用第四章中概述的假說來解釋當代的經(jīng)濟和金融的歷史。所論及的歷史必定是有選擇的，集中于那些與信貸和管制周期概念相關的歷史事件，主要的論題是銀行、國際貸款和兼并熱。

　　 第三部分由一項兼有試驗和預言性質(zhì)的歷時實驗構成，以自然科學的標準看，這并不是一項科學的試驗，但是它也許可以作為一個例子說明反身性的理論是如何得到檢驗的。

　　 第四部分評價了歷時實驗的結果。第十五章探討理論——我挑戰(zhàn)性地稱之為煉金術——的適用范圍，歷時實驗可以看作是金融煉金術的一個運用，第十六章考察了社會科學的局限。

　　 第五部分試圖為經(jīng)濟政策提供某些方略。第十七章討論了自由市場和管制市場的相對優(yōu)勢，第十八章主張成立國際中央銀行。既然市場機制和對此加以調(diào)控的嘗試都有其固有的缺陷，那么也許應該斷言系統(tǒng)改革的一切企圖都是注定要失敗的，第十九章駁斥了這個觀點。

　　 在結束語中我探討了反身性概念在金融市場之外的含義。借著哲學幻想的最后一絲回光，我還嘗試著對幾個古老的形而上學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紤]到我的思想在寫作過程中有了發(fā)展，應該對讀者交代一下各章的寫作時間。本書的第一部分是我于1985 年8 月著手歷時實驗以前完成的，討論近期經(jīng)濟發(fā)展歷史的第五至第九章在時間上先于概述信貸和管制周期概念的第四章。第四章包含了我在寫作過程中作出的新發(fā)現(xiàn)，因此具有嘗試性的特點。

　　 應該強調(diào)的是，本書并非股市致富的實用指南，它幾乎囊括了我的平生所學，至少在理論形態(tài)上是如此。我沒有故意藏匿任何東西，但推理的鏈條卻是反向的。本書不是討論怎樣用我的方法去賺錢，相反，它從我在金融市場的經(jīng)驗中發(fā)展出一種方法，用以研究一般的歷史過程，特別是當前的歷史，如果不是出于這一目的，本書可能根本不會涉及我的投資活動。只要我繼續(xù)積極地從事金融業(yè)，避而不談自己的投資策略可能對自己有好處，最好還是將這類細節(jié)藏在心中，秘而不宣，但是，如果能夠?qū)斫馕覀兩钣谄渲械氖澜缬兴暙I，或者進而奢望，能夠有助于加強我們現(xiàn)行的經(jīng)濟政治體系，其意義顯然遠遠超出任何一種經(jīng)濟意義上的成功。

        《金融煉金術》前言

        《金融煉金術》初版發(fā)行已歷經(jīng)多事的七年。我的投資基金量子基金繼續(xù)維持卓越的投資成績，雖然受到1987年大崩盤的影響，但過去七年來，股東每年的平均獲利仍有35.8％，量子基金已經(jīng)孕育出一批子嗣，有些基金的表現(xiàn)甚至比生金蛋母鵝的表現(xiàn)更杰出。1989年開始，我們決定分派部分盈余給股東，有些是以現(xiàn)金方式派發(fā)，有些則是以新成立基金的股份分派，結果，我們目前管理了七個基金，總凈值超過100億美元。

　　 我已經(jīng)逐步減少基金的管理工作。我非常幸運地能夠透過《金融煉金術》而認識斯坦利·朱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當時他正在管理另一個基金，他因為閱讀本書而希望見我，我們開始討論，最后他加入了我的公司。開始的時候，他發(fā)覺很難與我共事，雖然我對他充分授權，但因為我的存在而使他受到牽絆，他發(fā)現(xiàn)在加入我的公司之后，工作績效降低。不過，非常幸運地，我逐漸被卷入導致東方陣營瓦解的過程，在整個東方陣營中，我設立了基金會的網(wǎng)路，這涉及許多次的旅行，而且有些地方的通訊十分簡陋，于是1989年夏天，我告訴斯坦利，他必須全權負責基金的管理工作，此后，我們之間便不存在任何的困難了。

　　 我成為教練，而他成為參賽者，我們的業(yè)績改善提升了，開始了一段持續(xù)成長的時期。在過去三年的每一年，我們的獲利都超過50％，雖然我們曾經(jīng)有過兩段類似的輝煌時期，但就基金龐大的規(guī)模而言，這次的表現(xiàn)稱得上是絕佳的。朱肯米勒不僅是一名優(yōu)秀的基金經(jīng)理人，也是一位好伙伴，在他的領導下，我們擴大并改善了我們的管理團隊，呈現(xiàn)出前所未有的深度，結果，我發(fā)現(xiàn)我慈善活動的報酬也反應在基金業(yè)務的興旺上，使我能夠快速地拓展基金會的網(wǎng)絡。

　　 我需要在此處說明一點，我在東歐所從事的慈善活動，其指導哲學與我在金融市場的活動是相同的，讀者稍后即可了解，我將金融市場的發(fā)展視為歷史過程，這使得我的理論極適用于類似東方陣營瓦解的歷史過程。我確實運用了我的理論，而且——整體而言——它使我比大多數(shù)人更能正確地預期事件的發(fā)展，猶如我所發(fā)現(xiàn)，金融市場的繁榮——崩解過程與蘇維埃體制的興衰，兩者之間存在著極度的相似性。

　　 極為諷刺地，我成為知名人物，并不是因為我在東歐所從事的種種活動，而是因為英國在1992年9月16日退出“歐洲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Mechanism），我曾經(jīng)因此而獲得豐厚利潤，我立刻成為風云人物，最初是在英國，隨后是在世界各地。當人們得知量子基金集團取得紐蒙特礦場（NewmontMines）的大部分股權之后，黃金價格隨之飆漲，雖然我未就黃金表達任何看法，各種看法卻加諸于我，我曾經(jīng)嘗試澄清誤會，但毫無用處。雖然我不曾追求巨匠的地位，但是當一切強加于我，我便不能漠視它了，事實上，我欣然接受，因為這可以使我在政治議題上有更重的發(fā)言份量。但是，情形并不如表面那般簡單，當我表示，德國中央銀行的高利率政策會產(chǎn)生相反效果時，市場立即迫使德國馬克走低；但是，當我批評歐洲對波斯尼亞的政策，人們不是忽略我的看法，便是告訴我不要多管閑事；我在法國的事件中尤其感到窩囊，我刻意避免投機法國法郎，因為我不希望對茍延殘喘的“歐洲匯率機制”之崩潰負責，但是我還是承受了罵名，法國政府憎恨我的建議，其程度更甚于對我的投機行為的憎恨，這意味著投機客應該從事投機行為，而不要發(fā)表任何意見。

　　 我身為金融巨匠的惡名使《金融煉金術》大為暢銷，因此而產(chǎn)生了這一新的版本。我必須承認，自從撰寫本書之后，我的思想發(fā)生了很大的發(fā)展，但我所關注的主題仍是歷史過程，而非金融。在本文中，我無法摘要說明我的觀點，我需要另外寫一本書，只要時間允許，我會這么做，但我要提出一個重要的論點，以便本書的內(nèi)容能夠符合我目前的思想。

　　 在《金融煉金術》之中，我把反身性理論描述成始終有效的理論，這在某一種層面是正確的，因為反身性之中最重要的雙向反饋機制可以隨時運作；但這在另一種層面卻是錯誤的，因為它并非隨時運作，事實上，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它十分微弱，所以我們可以安然地忽略它。我們可以將情況區(qū)分為接近均衡的條件與遠離均衡的條件。就前者來說，某種修正的機制可以防止認知與現(xiàn)實（perceptions and reality）之間出現(xiàn)過度的背離；以后者而言，反身性的雙重反饋機制處在運作中，除非既存的條件或制度出現(xiàn)顯著的變化，否則認知與現(xiàn)實便不會趨于一致。在第一種情形下，古典經(jīng)濟理論是適用的，而認知與現(xiàn)實之間的分歧可以視為噪聲而加以忽略；在第二種情形下，均衡理論便毫無關聯(lián)了，我們面對的是單向的歷史過程，其中認知與現(xiàn)實的變化都是無法反轉(zhuǎn)的，我們必須區(qū)分這兩種狀態(tài)，因為一種是正常的，另一種則是反常的。

　　 接近均衡的條件與遠離均衡的條件間的區(qū)別，將在《金融煉金術》中闡述。在第一章結尾，我將區(qū)分日常的事件（humdrum）與歷史的事件（historical），但我低估了這項區(qū)分的重要性，我稱其為“同義反復的”（tautological），我現(xiàn)在認為這是一項錯誤。所以會有同義反復的定義的問題是因為我沒有更深一層地探討，而以同義反復的定義掩飾事件結構的基本差異。

　　 在應用科學方法的多數(shù)現(xiàn)象中，一組條件會隨著另一組條件而出現(xiàn)，不論任何人對它們的想法如何，情形都是如此。在社會科學所研究的現(xiàn)象中，包括金融市場在內(nèi)，存在著富有思考能力的參與者，因此問題變得更復雜，正如我將要說明的，“參與者”的觀點在本質(zhì)上是有偏向的。一組條件并不會直接導致另一組條件，在客觀而可觀察的條件與參與者的觀察之間，存在著不斷的相互影響：參與者的決策并非基于客觀的條件本身，而是基于對條件的解釋。這是一個重要的觀點，影響深遠，這就引進了不確定（indeterminacy） 的因素，使得主體不能遵循普遍原則（gener-alizations） ——預測（predictions）、解釋（explanations）的方式加以處理，然而這卻是通向自然科學崇高聲望的方式。正因為其破壞力如此嚴重，所以一般社會科學，尤其是經(jīng)濟學理論，都盡力消除或忽略此不確定性，我反對這種努力，試圖發(fā)展替代方法，并以參與者的偏向作為起點。

　　 回顧從前，我可能過分強調(diào)了我的觀點。在許多情況下，將參與者的偏向視為給定，并且忽略它可能產(chǎn)生的不確定性，對社會現(xiàn)象的研究仍可以產(chǎn)生豐碩的結果。惟有在某些方面和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不確定性才會變得重要，同樣，當對未來的預期會影響目前的行為時——金融市場即是如此——其重要性才會顯現(xiàn)。即使是在金融市場，也只有在某種機制啟動后，參與者的偏向才會影響市場價格，甚至于影響所謂的基本面，而基本面卻被視為市場價格的決定因素。顯然我沒有把這一觀點闡述清楚，本書的內(nèi)容經(jīng)常被概括地描述為：參與者的價值判斷總是有偏向的，而目前的偏向會影響市場價格。如果這是我想要說的一切，則不值得用一本書的篇幅來討論，我的觀點是，在某些情形下，偏向不僅影響市場價格，而且影響所謂的基本面。這才是反身性變得重要的時刻，它并非無時無刻存在著，可是一旦出現(xiàn)，市場價格變化趨勢會遵循不同的模式。它們也扮演不同的角色，它們不僅反應所謂的基本面，它們本身也會成為基本面之一而塑造價格的演化，這種遞歸（recursive）關系使得價格的演化變得不確定，從而與所謂的均衡價格毫不相干。

　　 沒有人會否認個人參與者會依據(jù)偏向的觀點行事，但是時下的見解卻主張參與者的偏向可以忽略，而將其視為是暫時的脫軌，或所謂的隨機漫步，這是我所不能同意的。在《金融煉金術》一書中，我利用認知與現(xiàn)實間的不斷相互影響，提出了歷史的一般理論（general theory of history）。但我現(xiàn)在認為，如果區(qū)分接近均衡的條件與遠離均衡的條件，則能夠更有效地表達我的觀點。這并不是說一般理論有什么錯誤，只是反身性的概念如果限定于雙重反饋機制實際運作的情境，則此概念更具有意義。

　　 《金融煉金術》致力于這方面的研究，最明顯的范例便是凈融資效應，股票價格暫時的高估會透過以更高價格發(fā)行股票的方式轉(zhuǎn)化為每股盈余。在我所討論的大多數(shù)案例中，參與者的偏向涉及其思想上的實際錯誤，舉例來說，70年代末期，國際銀行家貸款給發(fā)展中國家過多的資金，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用以衡量債務國信用等級的所謂負債比率具有反身性，即負債比率會受到他們本身的貸款行為的影響。但是，偏向未必一定牽連到實際的錯誤，如同我在第三章所做的說明，自由浮動匯率體系在本質(zhì)上是不穩(wěn)定的，因為它會受到順勢操作投機行為的影響，而投機客卻能夠順勢采取正確的策略。從大眾的反應來看——主要是指那些僅稍微瀏覽或完全未閱讀本書的新聞記者的評論——我對反身性概念的解釋并不成功，在我的論證中，似乎只有第一部分——即目前的偏向會影響價格——深入人心，第二部分——在某種情形下，目前的偏向會影響基本面，而且市場價格的變化進而會導致市場價格的進一步變化——則似乎未受到注意。

　　 這項錯誤至少有一部分應該歸咎于我。既然反身性會改變事件的結構，我就試圖提出反身性結構作為描述市場價格演化之普遍而有效的方式——如同凱恩斯的《通論》，其中沒有反身性只是一項特例。將反身性視為特例可能更恰當，因為促使反身性具有關鍵意義的條件，實際上是間歇存在的。一旦反身性的意義被充分地了解，并且體會到現(xiàn)有智慧的不足，則提出反身性一般理論的時機便告成熟。

　　 在此我應當做一點解釋，我并不是在金融市場中觀察到反身性現(xiàn)象的，在進入金融市場之前，我就用了抽象的哲學概念來發(fā)展它，換言之，在我成為一名成功的金融投機家之前，我曾是一位失敗的哲學投機家。顯然地，我成為哲學家的敗筆又被帶到本書，因為我未曾清晰地陳述反身性的概念——它能夠被觀察、而且能轉(zhuǎn)化成利潤。一個人有了新發(fā)現(xiàn)，他便會夸張其重要性，這是可以理解的，這也是我在處理反身性概念時所犯的錯誤。在提倡反身性的一般理論時，我的步調(diào)可能過快，所訂的目標可能過高。我宣稱經(jīng)濟學理論是錯誤的，而且社會科學是錯誤的譬喻，這些主張都稍嫌夸張。既然遠離均衡的條件僅會間歇地出現(xiàn)，經(jīng)濟學理論也僅是間歇地錯誤，而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之間的分野未必像本書中所描述地那般明確，這些修正無損于反身性的概念，反而更凸現(xiàn)其意義。

　　 反身性概念形成之后，其適用范圍似乎也擴大了。所有金融市場的價格演化皆可視為反身性的歷史過程，在《金融煉金術》一書中，我便是以這種方式分析里根（Reagan）的“大循環(huán)”（Imperial Circle）。本書出版之后，我又發(fā)現(xiàn)其他的范例，例如：柏林墻倒塌后的“德國大循環(huán)”（German ImperialCircle） （參閱附錄：《歐洲解體之展望》）。但是過度延伸反身性的概念也可能具有危險性，我也曾為此付出代價。金融市場的走勢可能會出現(xiàn)長期的休眠狀態(tài)，行情似乎不呈現(xiàn)反身性的韻律，反而更像“有效市場理論”（efficient market theory）所主張的隨機漫步，在這種情形下，除了探索反身性的假說，最好什么也不做。

　　 將反身性視為是間歇性的現(xiàn)象，而非普遍有效的條件，可以開拓廣闊的研究領域。舉例來說，其本身會凸現(xiàn)一個問題：接近均衡的條件與遠離均衡的條件，此兩者如何區(qū)分？劃分的準則是什么？我已經(jīng)就此問題做過許多思考，也開始有了答案。我是否能夠適當?shù)貙⑺磉_出來，這要等到下一本書才能見分曉。它將討論價值問題而不限于金融市場，并且聯(lián)系到一般的社會理論。我的下一本書——如果能夠完成——將會討論歷史的理論，而非金融的理論。在附錄中，我提供了一個范例，解釋如何將金融市場的繁榮蕭條（boom-bust）過程，運用在更廣泛的歷史過程上，該附錄是我在1993年9月29日的一篇演講稿，其標題為《歐洲解體之展望》（Prospect for EuropeanDisintegration）。

        《金融煉金術》譯序

         索羅斯的反身性理論及其實踐

　　 1987 年4 月，在中國武漢召開的卡爾·波普爾國際學術討論會上，索羅斯先生提供了他的書面發(fā)言《我與卡爾·波普爾》。他在這篇發(fā)言中回顧了自己50 年代初期在倫敦經(jīng)濟學院讀大學本科時，他的導師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哲學對他的深遠影響。這種哲學對他的重大啟示是，它揭示了人類認知活動所具有的那種本質(zhì)的不完備性。人們只能在一個不斷批判的過程中接近真理，在這個過程中的一切判斷都只是暫時有效的并且都是證偽的對象。在他大學畢業(yè)后，他就抱著這樣一種哲學信念投入到金融搏擊的生涯之中。起初，他構造的金融市場機制理論與波普爾的思想模式有奇妙的相似之處，但在理論與實際的多次反復后，他對波普爾的哲學有了一個重要的突破。在波普爾看來，對自然現(xiàn)象和社會現(xiàn)象的研究可以使用同樣的方法和標準。索羅斯的新認識則是，對自然現(xiàn)象的研究同對社會現(xiàn)象的研究有著根本的區(qū)別，因為在后者中，參與者的思想成為所要認識的事態(tài)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事態(tài)的發(fā)展并不具有對于思想的獨立性，因此，在自然科學中適宜的方法，在社會現(xiàn)象的研究中不再適宜。在此基礎上，索羅斯很快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哲學理論——反身性原理。

　　 所謂反身性，索羅斯使用的英文詞是Reflexivity ，它表示參與者的思想和它們所參與的事態(tài)都不具有完全的獨立性，二者之間不但相互作用，而且相互決定，不存在任何對稱或?qū)Ｔ谌藗兓顒拥恼?、?jīng)濟、歷史等領域中普遍地存在著這樣一種反身性的關聯(lián)。反身性這個概念也許可以被視為馬克思主義的一種發(fā)展。但建立在反身性理論之上的歷史觀同馬克思主義歷史觀之間，存在著一個根本性的不同點。馬克思主義是決定論的，而這種新的辯證法，通過參與者的決擇建立在對事物固有的不完備認識之上這一論證，提出了一種不確定原理。他認為，對馬克思主義的這一發(fā)展，不論是對我們解釋社會現(xiàn)象的方式，還是對我們組織社會的方式都有著深遠的意義。索羅斯將這一認識應用于他的金融實踐。然而，令人吃驚的是，無論是他在這方面的成功還是失誤，都不足以證明他的理論的正確性或謬誤性。不過，在吃驚之余卻又給人一種恍然大悟之感。他之所以把他的理論稱之為充滿神秘色彩的“煉金術”，不是正好暗示他的理論同他的實踐之間也存在著某種反身性的關聯(lián)嗎？不可否認，他是一位舉世罕見的金融奇才，他在股票、貨幣、期貨、黃金等買賣中所作的大多數(shù)預測都是成功的，這使他由一個貧窮的匈牙利移民躍升為經(jīng)營資產(chǎn)規(guī)模達100 多億美元的量子基金掌管人。他的驚人成就說明他不愧是“金融煉金術”的大師，而他的“理論”不過是他的這種煉金術的啟示錄。

　　 值得注意的是，索羅斯在論證自己的原理時，對比了量子力學中的測不準原理。他認為，人的思想對于事態(tài)發(fā)展所帶來的不確定性同量子力學中的不確定（測不準）性相似。從這一對比中，他似乎為自己的理論找到了某種自然科學的根據(jù)。這一點令人深思，我們知道，量子力學是人類建立的關于微觀過程的宏觀度量表現(xiàn)理論，它告訴我們，對微觀客體的任何一次測量都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宏觀儀器的影響，因而不可能同時準確地測量微觀粒子的坐標和動量、時間和能量。但是，這決不意味著我們不可能準確地掌握微觀過程的客觀規(guī)律。例如，某種微觀粒子在一定勢場中的狀態(tài)函數(shù)（波函數(shù)），以及表征其各種物理量的本征值，都是可以精確地測量或計算出來的。社會歷史過程與微觀量的宏觀測量過程相比，雖然參與者的思想對于過程事態(tài)的影響可能遠遠大于觀察者的宏觀儀器的影響，但是，量子力學的確給我們提供了這樣的啟示：在承認參與者的這種影響的前提下，還是有可能獲得歷史過程事態(tài)的某種客觀信息。換句話說，在參與者的思想成為事態(tài)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情況下，事態(tài)的發(fā)展結果仍然具有某種可以客觀化的成分，并在一定的程度上可以對此進行預測。索羅斯先生在本書中介紹了他應用反身性原理進行歷時試驗的情況，事實表明他的多數(shù)預測是成功的，這不能不說在思維者參與的事態(tài)中確有某種可以客觀化并加以正確預測的成分。索羅斯正確地看到了有思維參與的歷史過程的不確定性，看到了主流市場經(jīng)濟學理論由于忽視這一因素而導致的根本缺陷，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了反身性原理。我認為，這是哲學認識論的一個重大突破，是在歷史學和社會學研究中的一個意義深遠的新起點。由此出發(fā)，可望獲得驚人的新成果。但是，由此出發(fā)之后，也有可能走向另外一個極端，即懷疑甚至完全否定事態(tài)發(fā)展的任何客觀性和可預測性，這是我們應當避免的。進一步的工作應當放在有積極意義的探索上，就是力求發(fā)現(xiàn)反身性過程中可以客觀化和可以進行科學預測的成分，這種成分確實是存在的。作為一個案例，我們不妨回顧一下中國大思想家毛澤東的理論與實踐。他是最看重參與者的思想對于歷史過程有巨大的作用的思想家，但他同時又堅決相信歷史過程的客觀規(guī)律性和可預測性。在中國八年抗日戰(zhàn)爭初期，毛澤東寫了《論持久戰(zhàn)》一書，眾所周知，他對這場戰(zhàn)爭的預測，成為歷史學的驚人絕唱。他也有過頭的時候，他晚年發(fā)動文化大革命，企圖通過半強制性的“斗私批修”，一舉解決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切問題，結果造成了空前的悲劇。我們應當吸取的教訓是，如何從反身性過程中去把握具體的客觀性和規(guī)律性，也就是撥開“歷史決定論”和“歷史煉金術”的迷霧，從歷史現(xiàn)實中去發(fā)掘那一個個具體的可操作、可預測的客觀性，努力尋找在社會現(xiàn)象研究中可以應用自然科學和數(shù)學方法的地方。事實上，索羅斯在他的金融實踐中已經(jīng)相當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但他卻斷然否定自然科學方法在社會研究中的任何積極作用，并且根本反對“社會科學”這個概念本身，這一點是我不能贊同的。

　　 我本人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自然哲學的研究，也正是由于這種研究使我注意到1987年在武漢召開的那次會議，并由此獲知索羅斯其人及哲學，他的反身性原理立即引起我的興趣。1991年，我從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借到了這本書的英文版，特意讓我的研究生侯純和孫忠把它譯成中文。這是一本內(nèi)涵深刻的書，我認為，多下點功夫去讀這本書是值得的。這本書無論對于那些一心想掌握“賺錢哲學”的人，還是對于那些以理性思維為樂，想探究金融、經(jīng)濟、政治、社會、歷史、人生奧秘和哲理的人，都是有益的。

　　 海南省行政學院教授柳樹滋

　　 1999年3月27日

        反身性理論

        反均衡
　　 經(jīng)濟理論致力于研究均衡點。均衡概念是非常有用的，它容許我們將注意力集中于最終的結果而不必考慮形成這一結果的過程。但同時這也是一個很迷惑人的概念，頗有經(jīng)驗主義的氣味。既然經(jīng)過調(diào)整過程可以實現(xiàn)均衡，則該均衡點必定是以某種形式可觀察到的。真實情況卻并非如此，現(xiàn)實生活中幾乎看不到均衡——市場價格的靈活易變是盡人皆知的，所觀察到的過程只不過被人為地設定為趨于均衡，可為什么永遠也達不到均衡呢？不錯，市場參與者必須順應市場價格，可他們所順應的也許是一個不斷游移的目標，這樣一來，根本就談不到什么順應，而經(jīng)濟學的所謂均衡也只不過是天方夜譚。

　　 均衡觀念是公理系統(tǒng)的產(chǎn)物。經(jīng)濟理論的結構類似于邏輯學或數(shù)學，它建立在某些公設的基礎之上，所有的結論都經(jīng)過邏輯推理以公設為前提推導而來。均衡的非現(xiàn)實性無損于邏輯結構的有效性，但是，如果將假設的均衡看成現(xiàn)實的模型就會出現(xiàn)嚴重的失真，正如應用歐氏幾何描述三角形內(nèi)角之和不等于180 度的空間時將會發(fā)生的情形。

　　 公理化方法的最高成就是充分競爭理論。盡管這一理論已經(jīng)有200 年的歷史，但至今未被超越，只是分析的方法做了改進。該理論堅信，在某些特定條件下，無節(jié)制地追求私利將自然地導致資源的最佳分配。每一個公司都在邊際成本等于市場價格的水平上進行生產(chǎn)，并且每一個消費者都購買其邊際“效用”等于市場價格的總商品量，這時就達到了均衡點。分析表明，在供給和需求任何一方的力量都無法左右市場價格的前提下，均衡點將令所有參與者的利益達到最大值。正是這條論證充任了19 世紀自由放任主義政策的理論基礎，它也是時下“市場魔術”崇拜的理論根據(jù)。

　　 讓我們考查一下充分競爭理論的主要假設。業(yè)經(jīng)清晰表述的假設包括：完備的知識；同質(zhì)而可分的產(chǎn)品，足夠數(shù)量的參與者以使任何單獨的參與者都無法左右市場價格。

　　 完備知識的假設是令人懷疑的，如果認識的對象中包含有主體的參與，這種認識就不可能稱為知識。我在做學生時就覺得這一假設尤其難以接受，我毫不懷疑古典經(jīng)濟學家正是在我認為無法接受的含義下使用這個假設的，因為19 世紀的思想家們并未像我們今天這樣意識到人類知識的局限性。當認識問題開始揭示出來以后，這種理論的倡導者們轉(zhuǎn)而使用一個更有節(jié)制的字眼：信息。完備的信息成為這一假設的當代表述。① 遺憾的是，這個假設并不足以撐起整個理論結構，為了彌補其不足之處，當代經(jīng)濟學家們求助于一種巧妙的手法：堅持主張需求和供給曲線應當看作是既定的。這不是一個公設，相反，他們將自己的主張隱藏于方法論背景之中，他們爭辯道，經(jīng)濟學的任務是研究供求關系而不是供或求的任何一個單獨的方面，需求可能是一個更適合心理學家的課題，供給可能是工程師或管理科學家的領域，兩者均在經(jīng)濟學的視野之外①，所以必須把此兩者看作是既定的。

　　 ① 喬治·斯蒂格勒：《價格理論》George Stigler，Theory of Price(New York: Macmil-lan，1966).

　　 ① L.C.羅賓斯：《論經(jīng)濟科學的本質(zhì)及其重要性》Lionel C.Robbins，An Essay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3d.ed.(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4).

　　 然而，也許我們應該停下來問一下，供給和需求的條件是獨立地給定的，這究竟是指什么？或者，我們可以追問，這些曲線是從哪里來的呢？顯然，在這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一個附加的假設，這一假設給自己安上了方法論的面具，似乎只是一種研究手段上的權宜之計，它假設參與者可以根據(jù)其偏好在待選項之間作出抉擇。不言而喻的假設是參與者對自己的偏好和待選的對象皆了然于心。

　　 我認為，這個假設是站不住腳的。供給和需求曲線的形狀不能看作是獨立給定的，因為它們二者都體現(xiàn)了參與者的預期，而供求形勢的變化又取決于參與者自身的預期。

　　 預期的作用在金融市場中表現(xiàn)最明顯。買賣決策依據(jù)對將來價格的預期，而將來的價格又反過來受制于當前的買賣決策。在這里，將供給與需求看成是由獨立于市場參與者預期的外部力量所決定的看法，無異于盲人指路。在商品市場中，這一作用不很明顯。在那里，供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生產(chǎn)，需求則決定于消費，而決定生產(chǎn)和消費總量的價格則不一定是當前的價格。相反，市場參與者更像是受到未來價格的引導，要么是遠期市場的價格，要么是他們自己的預期價格。無論如何，談論獨立給定的供求曲線都是不適當?shù)?，因為這兩個曲線都體現(xiàn)了參與者對未來價格的期望。

　　 市場事件可能影響需求和供給曲線的形狀，這一思想被古典經(jīng)濟學派視為異端。古典經(jīng)濟學認為，需求和供給曲線決定了市場價格，假如它們本身受到市場的影響，價格將不再是惟一決定的了，價格波動，而不是均衡，將成為常見的現(xiàn)象。這太糟糕了，經(jīng)濟理論的一切結論都將因此而同現(xiàn)實世界脫鉤。

　　 為了避免這種局面，經(jīng)濟學家引入了將供求曲線視為獨立給定的方法論手段，然而用方法論的手段來粉飾一個經(jīng)不起推敲的假設，這未免不夠光明正大。為確保公理化體系的完整性，經(jīng)濟理論的假設應當給出確切的說明。也許，我們將發(fā)現(xiàn)經(jīng)濟理論同現(xiàn)實世界的相關性未必勝于非歐幾何，但至少可以由此知道自己的立足點。真實的情況是，我們被方法論的詭計蒙騙了，教科書中宣講供、求曲線，仿佛它們具備來自經(jīng)驗的證據(jù)，但獨立給定的需求和供給曲線卻明顯缺乏經(jīng)驗證據(jù)的支持。在價格持續(xù)變化的市場中，交易人士都清楚參與者會受到市場行情的極大影響，上漲的價格常常吸引更多的買主，反之亦然。假如供、求曲線獨立于市場價格，自我增強的趨勢怎么能夠堅持下去呢？然而，即使是對商品、股票和外匯市場的粗略的一瞥，也足以確認這種趨勢是普遍的而非例外。

　　 充分競爭理論還可以為自己辯解，指出我們在商品和金融市場中觀察到的趨勢僅僅是暫時的偏離，它終究將為供求的“基本”力量所消除。值得注意的是充分競爭理論并沒有限定調(diào)整的途徑，它所分析的只是全部調(diào)整發(fā)生后的情況。這一辯解的弱點在于：所謂糾正“投機”過度的“基本”力量是根本不存在的，而另一種情形，即投機行為改變了假設的供求的基本條件，倒是完全有可能發(fā)生的。

　　 在通常情況下，投機價格的上漲產(chǎn)生兩個方向相反的結果，供給增加而需求減少，暫時的失衡隨著時間的流逝得到糾正。但也有例外，在外匯交易中，由于對國內(nèi)價格水平的沖擊，一次持續(xù)的價格變動可能會產(chǎn)生自我加強的效果。同樣的情況也存在于股票市場里，股票的市場表現(xiàn)會對處于困境的公司產(chǎn)生多方面的影響。在考查最近的國際貸款史的過程中，我們會發(fā)現(xiàn)，過度負債先是增強了債務國的以負債率來衡量的借款能力，可是，當銀行要求還貸時，債務國的清償能力卻突然消失了。一般地說，信貸的擴張和收縮可以影響債務方的償付能力和意愿。

　　 這些例外說明了什么？是證實了這個規(guī)律還是使公認理論的修改成為必要？答案取決于它們的發(fā)生頻率和嚴重性。如果這里所談論的是一個孤立的案例，我們可以將它看成是（需要克服的理論）佯謬，但如果意外事件一個接著一個，那么值得懷疑的就是理論本身了。

　　 我堅信，這種佯謬在所有發(fā)揮著貼現(xiàn)未來的功能的金融市場中都是很典型的。應該特別注意的有股票市場、外匯市場、銀行業(yè)以及所有類型的信貸，微觀經(jīng)濟理論也許可以繼續(xù)對此視而不見，因為存在著只是偶然發(fā)生或根本不發(fā)生這種佯謬的廣泛的經(jīng)濟領域，但是，如果不考慮這種現(xiàn)象，就不可能指望理解宏觀經(jīng)濟的發(fā)展。一個盛行浮動匯率和大規(guī)模資本運動的古典經(jīng)濟學定義的“規(guī)范”的因果模式似乎顛倒了，市場發(fā)展駕馭供求條件的變化，而不是相反。

　　 調(diào)整過程未能導致均衡，如何看待作出這一結論的經(jīng)濟理論呢？回答是，它們的推導仍然是有效的，只是脫離了與現(xiàn)實世界的聯(lián)系。理解現(xiàn)實世界的要求將迫使人們的視線從臆測的最終結果（均衡）上移開，轉(zhuǎn)向周圍生動的、真實的經(jīng)濟變化。

　　 這就要求我們的思維有一個根本的轉(zhuǎn)變。理解變化的過程比掌握靜態(tài)的均衡要困難得多，我們將不得不修正許多有關人類認識能力的先入之見，并滿足于遠遜于傳統(tǒng)經(jīng)濟學的理論明晰度。 
不完備的理解
　　 從實際過程而不是從臆想的均衡出發(fā)，我們將發(fā)現(xiàn)一些尚未獲得應有重視的問題。這些問題之所以產(chǎn)生，是因為參與者將他們的決策建立在對所參與情境的不完備理解之上。有兩組相關的問題應予考慮，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和社會科學家的不完備理解，我們必須注意不要將二者混淆起來。在這一節(jié)中我將試著解釋參與者的理解所固有的不完備性，在下一節(jié)中我將考察由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所引起的對社會科學的詰難。

　　 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本身就是一個難以定義的概念，而更大的困難則是如何應用。我試圖將參與者和自然科學家各自的處境作一比較，以期有所澄清（之所以選擇自然科學家，是因為社會科學家們還要面對由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而引起的特殊問題，這些問題將在下一節(jié)中討論）。比較的目的是建立一個標準，據(jù)此則參與者的見解可以被稱為是不完備的。令人感到棘手的是，自然科學家的理解也是不完備的，甚至遠不是完備的。正如卡爾·波普爾所證明的①，完備知識的不可企及乃是科學方法的首要原理，科學家們的工作就是不斷檢驗似真的假說并提出新的假說，如果不是將所有結論看作暫時的和可改善的，自然科學就不可能達到目前的發(fā)展水平，也不可能再取得進步。盡管自然科學理論本身遠非完善，然而由自然科學家所提供的知識形態(tài)卻構成了一個標準，據(jù)此可以判定參與者的理解是不完備的。

　　 自然科學家的優(yōu)勢在于，同他們打交道的是獨立于人的意識的自然現(xiàn)象。自然現(xiàn)象屬于一個世界，科學家的陳述屬于另一個世界，因此，自然現(xiàn)象可以充當獨立的客觀標準，科學則賴此判斷其陳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與事實一致的陳述就是真的，不一致的就是假的，只有確立了同事實的這種一致性，科學家們的理解才能成為知識。我們不必深究妨礙建立這種一致性的各種困難，重要的是科學家擁有一個可供使用的客觀標準。

　　 ① 卡爾·波普爾：《科學發(fā)現(xiàn)的邏輯》，《猜想與反駁》Karl R. 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New York: Basic Books，1959).and Conjectures and Refutaitions(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nd，1963).

　　 與此適成對照的是，參與者的思維對象卻不是獨立地給定的，它依其本人的決策而定。作為確定參與者觀點的真實性或有效性的標準，它還不夠格，但它又卻確實提供了某種標準，一些期望為后來的事件所確認，另一些則沒有?？墒谴_認過程留有遺憾，人們永遠也無法肯定，究竟是預期與后來的事件相一致，還是后來的事件順應了預期？在此自然科學所強調(diào)的思想與事件之間的分離蕩然無存了。

　　 思維發(fā)揮了雙重功能，一方面，參與者試圖理解他們所參與的情境；另一方面，他們的見解又作為決策的基礎影響著事件的進程。這兩個功能相互干擾，其中任何一個都無法獲得單獨作用時的效果，假如事件的過程獨立于參與者的決策，參與者的見解就能夠相當于自然科學家的見解，假如參與者的決策能夠擁有哪怕是權宜之計的知識基礎，則行為的結果也可能會更加符合他們的意圖，然而事實是無法改變的，參與者所依據(jù)的是不完備的理解，而事件過程則刻上了這種不完備性的印記。

　　 自然科學中也可能出現(xiàn)研究對象與思維活動缺乏分隔的問題，但在形式上要和緩得多。最著名的例子是在量子物理學中，觀察行為干擾了觀察對象，由此引出了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這一原理在實際上設置了科學家獲得知識的能力的限度。但在自然科學中這類問題只在極限情況下發(fā)生，而對參與者來說這種情形卻處于他的思維中心。首先，科學家謹慎地力圖不擾動他的研究對象，而參與者的首要目的卻是按照能夠令自己滿意的方式來塑造所參與的情境。更重要的是，在量子物理學中干預研究對象的僅僅是觀察行為，而不是有關測不準原理的理論意識?？墒蔷蛥⑴c者的思維而言，他們自己的思想形成了與之相關的對象的一部分。自然科學的積極成就局限于那些能夠?qū)⑺季S與事件進行有效分離的領域中，當事件中包含思維參與者時，這個領域就急劇收縮甚至化為烏有。 
社會科學問題
　　 下面考察的是社會科學問題。同樣，思考的問題包括兩個不同的方面，一個同研究對象相關，另一個與觀察者有關。

　　 科學方法適用于事實的研究，但是，正如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包含思維參與者的事件顯然不僅僅由事實組成。參與者的思維介入了因果作用的過程，不可能再簡單地將后者視為獨立于事實并且可以同事實取得一致的客觀的事件序列。參與者所面對的情境受到其本身的決策活動的影響，他們的思維構成了這類情境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不論我們將其視為一種特殊的事實還是某種不同于事實的東西，參與者的思維畢竟引入了不確定的因素，這種因素在自然科學中是見不到的。當然，參與者的思維所引入的不確定性同海森堡的測不準原理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似，但我們在后文中將會看到，這種簡單類比是致人迷誤的。

　　 先看科學觀察者的作用，當研究對象本身不包含任何陳述、觀察或任何形式的思想時，保持科學研究所要求的事實與陳述之間的分離會容易得多。社會科學最為人詬病的弱點集中在問題的第二個方面。諸如“自我實現(xiàn)的預言”或“先天不足的試驗”之類的批判很普遍，只不過陷入尷尬處境的往往是那些指望成為科學家的人。參與者思維活動的自我影響的特性造成了我所述及的不確定（或無法確定的）因素。同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相比，科學觀察的困難可謂小巫見大巫了。即使所有和觀察者有關的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不確定仍無法消除，因為觀察者的困難直接歸因于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這樣，社會科學問題就不僅是方法論的而且也是研究對象所固有的。

　　 對科學觀察者因素的過分強調(diào)，也許是由于對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的錯誤類比所致。我并不精通量子物理學，不過就我所知，這個原理堅持量子粒子的質(zhì)量和速度不可能同時得到精確的測量，其原因在于測量行為干擾了測量對象，在這種情況下，不確定因素是由外部觀察者引入的（關于量子微粒的行為是否具有內(nèi)在的隨機性則是另一個問題）。測不準原理同社會科學的類比是致人迷誤的，因為在后一種情境中，不確定性（不可確定性）是由參與者引起的，除非量子微粒的行為同思維參與者一樣，這個類比才能成立。今后我將根據(jù)適當?shù)拇涡蛐拚约旱挠懻?，著重于討論研究對象的不確定性，而將科學家們對研究對象的影響置于次要地位。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之間存在著根本的區(qū)別，這一結論尚未得到公認。相反，卡爾·波普爾闡述了所謂的“科學統(tǒng)一性原則”①，也就是說，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適用同樣的方法和標準，這當然損害了我對他的欽佩感。這一觀點雖未得到公認，但也未見到徹底的批判，在此，我將勉力一試。

　　 為評價由思維參與者所引起的問題，應該更仔細地考察一下科學方法的運作方式，為此，我求助于卡爾·波普爾的科學方法圖式，其術語表述為“演繹法則”或“D－N ”模型。像任何一個模型一樣，它也是對更為復雜的現(xiàn)實情況的簡化的、理想化的譯本，但這種簡單優(yōu)雅在形式上非常適合我的需要。這個模型中包含三類陳述：特殊的初始態(tài)，特殊的最終態(tài)和普遍有效的概括。把一組概括同已知的初始態(tài)結合起來就得到了預言，同已知的最終態(tài)結合起來就得到了解釋，把已知的初始態(tài)和已知的最終態(tài)相匹配就起到了檢驗所涉及到的普遍概括的作用。可以發(fā)現(xiàn)，在預言和解釋之間存在著一種對稱，它們在邏輯上是可逆的。而檢驗則不同，因為無論多少數(shù)量的檢驗也不能證明一個普遍有效的概括?？茖W理論只能被證偽而絕不可能證實。證實與證偽間的不對稱，和預言與解釋之間的對稱是波普爾圖式的兩個決定性的特征。

　　 該模型依賴于一組前提條件，其中一個基本的條件是，陳述的對象是獨立于有關的陳述的，只有這樣，才能夠提供一個判斷與此相關的陳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獨立標準①。其他基本要求包括初始態(tài)和最終態(tài)應該由經(jīng)得起科學觀察檢驗的事實所組成，以及概括應當具備普遍有效性。也就是說，只要再現(xiàn)一組給定的狀態(tài)，就必定和以往一樣有相同的一組狀態(tài)緊隨其后或先期發(fā)生?？梢?，普遍有效性的要求不僅定義了科學規(guī)律的本質(zhì)，也規(guī)定了所涉及的初始狀態(tài)和最終狀態(tài)。然而這一特征在有思維參與者介入的情境中卻難以得到滿足。

　　 ① 卡爾·波普爾：

　　 《歷史決定論的貧困》，130 頁。Karl. R.Popper，The Poverty ofHistoricism(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57）.P.

　　 ① 有趣的是，這個條件不僅對構成初始態(tài)和最終態(tài)的事實成立，它對聯(lián)系二者的普遍概括也同樣成立。自然規(guī)律無論是否為人類所認識，都必然是普遍有效的，這是波普爾關于客觀思想“世界3”的不健全思想的基礎。見《客觀知識》，紐約，牛津大學出版社，1972。

　　 科學觀察應該包括哪些要素，這是一個有爭議的問題，在此我們不必深究。顯然，個別科學家的孤立觀察是得不到認可的。確認事實與陳述之間的一致極其困難，正因為如此，科學才是集體的事業(yè)，其中每個科學家的工作都必須接受其他成員的約束和批判。

　　 科學家之間的相互約束是約定俗成的，這些約束既沒有清楚的定義也不是永遠不變的，它們的權威來自于能夠產(chǎn)生所需要的結果，時常會有個別科學家不堪忍受這些極為繁難的約束，試圖走捷徑。僅僅因為這些捷徑?jīng)]有一條能夠走得遠，科學方法的約束才可能繼續(xù)保持其權威。

　　 在觀察者企圖把自己的意志強加于研究對象的案例中，最突出的恐怕就是將一般金屬轉(zhuǎn)化為金子的嘗試了。煉金術士們?yōu)榇俗鞒隽碎L期的艱苦的努力，結果卻是白費心機，不得不放棄他們的雄心。失敗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一般金屬的變化受普遍有效的規(guī)律的支配，不可能為任何陳述、咒符或者儀式所動搖。

　　 人類行為也許有所不同。它們服從可以根據(jù)D－N 模型來表述的普遍有效性嗎？當然，人類行為中的許多方面，包括從生存到死亡的變遷以及中間的任何狀態(tài)都可以看成同其他自然現(xiàn)象一樣，可是，在人類的行為表現(xiàn)中，有一個方面似乎顯示出不同于那些構成了自然科學研究對象的現(xiàn)象的特征：決策的過程。決策是以對情境的不完備的理解為基礎的，在這種情況下，如何設想由普遍有效規(guī)律所聯(lián)系的初始態(tài)和最終態(tài)呢？參與者的思維是應當包含于這些狀態(tài)之中，還是應當排除在外呢？如果包含其中，這些狀態(tài)就無法適用科學觀察，因為所觀察到的只能是參與者的思維效應，而不是過程本身；如果排除思維且只承認它的效應作為證據(jù)，就會破壞科學概括的普遍有效性，因為并非每一次都必然在給定的一組狀態(tài)之前或之后出現(xiàn)可重復的一組狀態(tài)，即參與者的思維介入事件的發(fā)生過程和次序，但在參與者的思維和所發(fā)生的事件過程之間卻缺乏對應。在上述任何一種情況下，D-N 模型都將落空。

　　 這當然不至于是世界末日，但無疑是對科學方法的嚴重打擊。這種方法一直相當成功，我們甚至難以相信竟然會有一個廣大而重要的領域置身于它的研究范圍之外。自然科學也遇到了形如海森堡測不準原理的局限，但這些局限的揭示是在取得了許多令人難忘的成就之后才作出的——測不準原理本身就是自然科學最偉大的發(fā)現(xiàn)之一。在社會科學中我們甚至在起步時就遇到了麻煩，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與D-N 模型格格不入。

　　 這個結論的破壞力太大了，人們盡了一切努力來逃避它，要回顧各式各樣的嘗試將占用一整本書的篇幅——而且一定是十分有趣的，我將把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經(jīng)濟理論方面。為逃避與不完備的理解有關的難題，學者們做了各種嘗試。經(jīng)濟學理論可以說是其中最巧妙的一種，并且從某些方面來看也是效果最好的，它建立了一套假說體系，其中參與者的決策完全取決于有效的信息，從而排除了這一難題。這一處理產(chǎn)生了滿足D-N 模型某些要求的結論，例如，充分競爭理論有資格成為普遍有效的，并且——至少在原則上——它能以同等效力來解釋和預言經(jīng)濟事實，不過這種理論在訴諸檢驗時卻失敗了，令人懷疑假設與現(xiàn)實之間的關聯(lián)。

　　 為了維護科學方法的統(tǒng)一，社會科學家們作出了各種嘗試，可是至今成效甚微，他們的努力所產(chǎn)生的不過是對自然科學的拙劣模仿，在一定的意義上，把自然科學的方法強加于社會現(xiàn)象研究的企圖可比作試圖把魔術方法應用于自然科學領域的煉金術，只是煉金術早已身敗名裂，社會科學家們卻成功地對其研究對象施加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在涉及有思維參與者介入的情境時，人們對自然科學方法常常具有免疫力，卻極易受到煉金術的感染，參與者的思想，正因為不受現(xiàn)實支配，反而很容易為形形色色的理論所左右。在自然現(xiàn)象領域中，科學方法只有當其理論證據(jù)確鑿時才是有效的；而在社會、政治、經(jīng)濟事務中，理論即使沒有確鑿的證據(jù)也可以是有效的。煉金術作為自然科學失敗了，社會科學作為煉金術倒有可能取得成功。

　　 這引起了我們對科學家與其研究對象之間關系的興趣。前面已經(jīng)提到，D-N 模型要求科學陳述和觀察同研究對象嚴格分離，只有這樣研究對象才發(fā)揮其功能，成為判斷科學陳述的真理性或有效性的客觀標準，科學方法的約定的意義也就在于此。

　　 在自然科學中，約定是有效的，因為科學家的思維在實質(zhì)上同其研究對象是分隔的?？茖W家只能通過其行為——而不是思想——來影響研究的對象，并且科學家的行為同所有其他自然現(xiàn)象一樣受到相同的規(guī)律的支配，最重要的是，無論科學家多么能干，一般金屬也絕無變成金子的可能。藐視科學的約定可能會贏得某些個人的好處，但這些所謂好處卻只有靠騙局才能維持，還要時時擔心被恪守約定的人們戳穿。

　　 社會現(xiàn)象就不同了。參與者的不完備理解干擾了D－N 模型的獨特功能，這對于科學方法的約定產(chǎn)生了具有深遠意義的影響，它削弱了遵守約定的意義，更糟的是，它為踐踏約定、嘩眾取寵的做法開辟了道路。佯裝嚴格遵守科學方法還可以得到不少好處，自然科學家受到高度的尊崇，一個標榜為科學的理論可能要比坦率承認其政治的或意識形態(tài)傾向的理論更深刻地影響易于上當受騙的群眾，作為典型例子的有心理分析，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所倚重的充分競爭理論也是一個合適的案例。值得注意的是弗洛伊德堅持并強調(diào)其理論的科學性，以此為其眾多的結論確立權威。一旦明了了這一點，“社會科學”的提法本身就成為可疑的了，它成了社會煉金術士們手中的法寶，在用咒語將自己的意志強加于對象的戲劇性的時刻屢屢靈驗。

　　 科學方法的“真正”貫徹者怎樣才能保護自己免于這種處境呢？在我看來，出路似乎只有一條：剝奪社會科學憑借自然科學的聲譽所享受的地位。應該承認，社會科學一詞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的隱喻。

　　 這絕不意味著在探索社會現(xiàn)象時必須放棄對真理的追求，它只不過指出了，如果是為了追求真理，我們應當承認D－N 模型不適用于有思維參與者的情境，因此，必須拋棄方法統(tǒng)一的教條，并終止在社會現(xiàn)象研究中對自然科學的奴性模仿。

　　 D－N 模型在自然科學中如此成功，以至于被等同于科學方法。富于諷刺意味的是，在現(xiàn)代科學中這個模型已經(jīng)在很大程度上被超越了，然而社會科學卻仍在與19 世紀的自然科學成就相競爭。這種嘗試是徒勞的，正如我們所看到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不適合于D－N 模型。但量子物理學的發(fā)展已經(jīng)證明，科學方法并非必定局限D(zhuǎn)-N 模型，統(tǒng)計、概率的方法可能是更富于成果的。此外，我們也不應當忽視發(fā)展自然科學中暫無對應的新方法的可能性，既然研究對象不同，方法也就應該有所不同。

　　 我將在本書中探索一種新穎的方法，但首先我要確信人們不以D－N 模型作標準來評判它。從不完備的理解中，無法得出可以用來解釋和預言特殊事件的概括。解釋和預言之間的對稱僅在沒有思維參與者的情況下有效，否則，預言必然總是以參與者的認知為轉(zhuǎn)移的，從而無法取得D-N 模型中的效果。另一方面，過去的事件和在D－N 模型中特定的最終態(tài)一樣是確定的，因此，解釋要比預言容易得多，只要拋棄預言和解釋在邏輯上可逆的這一約束條件，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適合于研究對象的理論框架。遺憾的是，檢驗合乎波普爾邏輯結構的理論的方式無法應用于這種理論，這并不意味著必須拋棄檢驗，相反，只要我們?nèi)匀魂P心按事物的本來面目理解事物，就應該堅持讓自己的觀點經(jīng)受檢驗。我們需要發(fā)展新的檢驗方法，坦率地承認并且探究社會現(xiàn)象研究的煉金術潛能，將是我在歷時實驗中的工作（第三部分）。 
參與者的偏向
　　 對于不完備理解的問題，我采取了下面的研究方法，參與者理解的不完備，其原因在于他們影響了與之相關的情境。參與者思維的因果性作用在自然科學家研究的現(xiàn)象中沒有對應，它顯然不是塑造事件過程的僅有的力量，但卻惟一地體現(xiàn)在有思維參與者的事件中。因此，應該視為研究家關注的中心問題。

　　 我們已經(jīng)知道，不完備的理解是一個非常難以操作的概念，參與者的思維和與之相關的情境之間缺乏對應，但這種缺乏對應的特點卻難以定義，更不必說測度了。參與者的思維是與之相關的情境的一部分，而對應概念本身不宜于描述部分與整體之間的關系，這個概念是從自然科學和哲學輸入的。在自然科學中，事實和陳述分屬于各自的世界，而在哲學中，對應性是真理的標準。可是這個類比對思維參與者并不適用，根據(jù)定義，參與者是他正在試圖理解的情境的一部分。我們可以談論對應的缺乏，但卻不可能定義出所謂對應的對象，因為它本身并不存在。為簡化問題，我將使用參與者固有偏向的概念，既然偏向是固有的，公正不偏就是不可實現(xiàn)的。

　　 當然，在外部世界中還是有一個規(guī)范可以用來參照和測度參與者的偏向。盡管獨立于參與者認知的實在是不存在的，但一個依賴于此的實在卻是同樣不能否認的。換言之，存在著實際發(fā)生的事件結果，并且這個結果反映了參與者的行為。事件的實際結果可能不同于參與者的期望，這種偏差可以看成參與者的偏向的表征。遺憾的是，它只能被看成表征——而不是偏向的充分測度——因為事件的實際結果已經(jīng)融入了參與者思想的影響，因此，參與者的偏向不僅表現(xiàn)為結果和期望之間的差距，同時也表現(xiàn)于事件的實際結果之中。部分可觀察的、部分淹沒于事件過程的現(xiàn)象并不真正適于科學研究，經(jīng)濟學家因此急于將這一礙眼物從他們的理論中剔除出去，而我卻將它作為自己的研究的焦點。 
反身性概念
　　 參與者的思維和所參與的情境之間的聯(lián)系可以分解成兩個函數(shù)關系，我將參與者理解情境的努力稱為認識的或被動的函數(shù)，把他們的思維對現(xiàn)實世界的影響稱為參與的或主動的函數(shù)。在認識函數(shù)中，參與者的認識依賴于情境；在參與函數(shù)中，情境受參與者認知的影響?？梢姡@兩個函數(shù)從相反的方向發(fā)揮其功能，在認識函數(shù)中自變量是情境，而在參與函數(shù)中自變量是參與者的思維。

　　 兩個函數(shù)分別發(fā)揮作用的例子很多，但有時這二者也會協(xié)同作用。認識函數(shù)的明顯例證是從經(jīng)驗中學習，在經(jīng)濟學教科書中則可以找到參與函數(shù)的例證，參與者將一組給定的選擇傾向應用于一組給定的條件，并在這一程序中確定價格。

　　 兩個函數(shù)同時發(fā)揮作用時，它們相互干擾。函數(shù)以自變量為前提產(chǎn)生確定的結果，但在這種情境下，一個函數(shù)的自變量是另一個函數(shù)的因變量。確定的結果不再出現(xiàn)，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相互作用，其中情境和參與者的觀點兩者均為因變量，以致一個初始變化會突然同時引起情境和參與者觀點的進一步變化，我稱這種相互作用為“反身性”，就像法國人在描述一個主詞和賓詞相同的動詞時那樣。運用簡單的數(shù)學，反身性可以表述成一對遞歸函數(shù)：

　　 y＝f(x) 認識函數(shù)

　　 x=Φ(y) 參與函數(shù)

　　 所以

　　 y＝f[Φ(y)]

　　 x＝Φ[f(x)]

　　 這就是我的方法的理論基礎。兩個遞歸函數(shù)不會產(chǎn)生均衡的結果，只有一個永無止期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從根本上區(qū)別于自然科學研究的過程，在那里，一組事件跟隨另一組事件，不受思維或認知的干擾（盡管在量子物理學中，觀察引入了不確定性）。當一個情境包含思維參與者時，事件的因果聯(lián)系不再是由一組事件直接導向下一組事件，相反，它以一種類似鞋袢的模式將事實聯(lián)結于認知，認知復聯(lián)結于事實，由此，反身性概念產(chǎn)生了一種歷史的“鞋袢”理論。

　　 必須承認，“鞋袢理論”就是一種辯證法，它可以解釋為黑格爾辯證法和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的綜合。絕不是要么思維要么物質(zhì)各自獨立地以辯證方式進化，與此相反，只有此二者之間相互作用才產(chǎn)生出一種辯證的過程。我之所以沒有大張旗鼓地使用這個詞，惟一原因是不愿承受與之俱來的沉重負擔，黑格爾太晦澀，馬克思的歷史決定論又同我的觀念完全相反。

　　 我認為，歷史的進程是開放的。歷史的主要驅(qū)動力是參與者的偏向，的確，它不是起作用的惟一力量，但它是歷史進程中所獨有的力量，并因此而使歷史進程同自然科學研究的自然過程區(qū)分開來。生物進化歸因于基因的變異，我堅信，歷史的進程則是由參與者的錯覺塑造的。我甚至走得更遠，塑造了歷史面貌的思想無非是一些內(nèi)涵豐富的謬論。一套富于衍生性的謬論往往最初被人們視為真知灼見，只有在它被解譯為現(xiàn)實之后，它的缺陷才開始暴露出來，然后將會出現(xiàn)另一套同樣內(nèi)涵豐富的但與之正相反的新謬論，并且這一過程仍將不斷地進行下去。每一套謬論都提供了一種新的經(jīng)驗，如果人們能夠從經(jīng)驗中多少學到一點東西，則這種更替就被稱為是進步。謬論當然是一個有些過分的稱謂，但它無疑有助于把注意力引向正確的方向：參與者的偏向。

　　 在此，我不打算更加深入地討論這個主題。但是，有關反身性的探討表明，這一概念的意義遠遠超出了本書的研究范圍。 
反身性理論對均衡概念的批判
　　 將反身性的討論引回到經(jīng)濟理論，我們發(fā)現(xiàn)，正是參與者的偏向?qū)е铝司恻c的不可企及。調(diào)整過程所追求的目標中混入了偏向，而偏向在這個過程中又是可變的，在這種情況下，事件進程的指向?qū)⒉辉偈蔷猓且粋€不斷移動的目標。

　　 為便于討論，可以將事件分為兩種類型：總是能夠為參與者所正確預見并且不會在他們的認知中激起變化反應的日常習慣，以及獨特的影響參與者偏向并導致進一步變化反應的歷史事件①。第一類事件適于進行均衡分析，第二類卻不行，它只能作為歷史過程的一部分加以理解。

　　 在日常事件中，只有參與函數(shù)發(fā)生變化，認識函數(shù)是給定的。就獨特的歷史事件而言，兩個函數(shù)同時發(fā)生變化，參與者的觀點和與之相關的情境兩者均無法保持相互獨立的狀態(tài)，而是在相互影響的同時不斷進行變化，因此才形成了所謂歷史性的發(fā)展。

　　 應該強調(diào)的是，我對歷史事件所下的定義呈現(xiàn)為重言式。首先，我根據(jù)它們對參與者的偏向來劃分事件的類型，將那些改變了參與者偏向的事件稱為歷史，而其余的則稱為單調(diào)的事件，然后，我宣稱，正是參與者的偏向的變化才使得事件進程有資格成為歷史的。

　　 即令如此，在本文所使用的含義下，重言式仍然可以是有用的，它有助于以恰當?shù)囊暯莵碓u述均衡分析。我將歷史性的變化（事件）定義為認識函數(shù)和參與函數(shù)的相互作用。變化（事件）之所以是歷史性的，是因為它既影響事件的進程，也影響參與者的偏向，以至于下一個事件不可能僅僅是前一個事件的簡單重復。

　　 均衡分析由于略去了認識函數(shù)而取消了歷史性的變化（事件），經(jīng)濟理論采用的供求曲線僅僅是參與函數(shù)的曲線表達，認識函數(shù)為完備知識的假說所取代。如果考慮到認識函數(shù)的作用，市場上發(fā)生的事件就可以改變需求和供給曲線的形態(tài)，并且永遠不會達到經(jīng)濟學者信誓旦旦的均衡。

　　 刪除認識函數(shù)所導致的影響究竟有多大？換句話說，因漠視參與者的偏向而導入的失真嚴重到什么程度？

　　 在微觀經(jīng)濟分析中，這種失真可以忽略，參與者的偏向容易得到說明。第一步，參與者的偏向可以視為給定的，這提供了一個靜態(tài)均衡的圖式。為使分析更富于動態(tài)性，參與者偏向的變化可以逐一地引入以作出修正，其表述則為消費習慣或生產(chǎn)方式的變化。在這種零打碎敲式的做法掩蓋下的，則是供求曲線內(nèi)部各種變化間的可能聯(lián)系，不過，這種刪除并未導致微觀經(jīng)濟分析中試圖確立的結論失去效力。

　　 在金融市場中，這種失真變得嚴重起來了。參與者的偏向是確定價格的一個因素，市場行情的任何一個重要變化無不受到參與者偏向的影響。尋求均衡價格的行為必然是徒勞無益的，而關于均衡價格的理論本身卻有可能成為參與者偏向的一個極其豐富的來源。轉(zhuǎn)述J·P ·摩根的話就是，金融市場將繼續(xù)波動。在試圖描述宏觀經(jīng)　　

　　 濟運行時，均衡分析就完全不適用了，它主張參與者的決策以完備的知識為基礎，再也找不出比它更遠離現(xiàn)實的假設了。在現(xiàn)實生活中，人們只能在他們所能找到的隨便什么路標的幫助下摸索著預測未來，而事件的結果常常和預期相左，從而導致不斷變化的預期和不斷變化的事件結果，這是一個反身性的過程。

　　 凱恩斯在其《就業(yè)、利息和貨幣通論》中證明了，充分就業(yè)只是一個特例。假如我們能夠發(fā)展出一種反身性的一般理論，均衡也將成為一個特例。由于將反身性理論提升為通論的工作困難重重，我不得不將研究局限于探索

　　 反身性在金融市場中的作用，這意味著將金融市場的變化解釋為一個歷史的過程。

　　 ① 歷史事件具有受參與者偏向影響的特點，不同于自然的歷史?！g注